本文为朋友对我的访谈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LUUwqbE-9hfmSqs3kMWQJA）

夏末的广州，暑气未消。越秀区某青年空间内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活动。分享会内容涵盖了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十余年的演变历程，以及主讲人在实际运营中观察到的组织治理困境。而这位能系统梳理经验、分析问题的主讲人，将在活动结束后辞去现任运营职务，悄然“跑路”。

人们叫他松易涅。工薪阶层出身，二十来岁，中等个头，留着一头盖过耳廓的长发，说话时不紧不慢，偶尔停顿一两秒，声音不大却条理清晰，透着一股严肃的“高知”气质。深度参与本地青年空间事务（“青年空间”，即青年自发组织、运营，旨在对抗关系原子化与市场压力并探索另类生活与公共交往的具体替代性社区。源于1960s美国民权运动中出现的“嬉皮士公社”，并在“六八风暴”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后成为全球生活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之前，他在一所外资国际学校做后勤技术工作，月薪税前接近七千元。虽然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但毕竟是份收入稳定、令人满意的“好工作”。可没过多久，他和一位比他晚入职的同事便在同一天被裁。

“这份工作与我的职业兴趣并不契合，离开更像是一次短暂而深刻的体验。”谈起此事，他甚至带着一种观察者般的抽离感——其毕业之前，大学生难就业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从容并不能抵消焦虑。被辞退后，他陷入一种“三不知”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真正可以做到什么——这是当前许多大学生共同的困境，即理想工作、可接受范围内的工作与市场上实际提供的工作之间存在错配。松易涅从未停止投出简历，遭遇的却多是虚假招聘、已读不回或送达未读。时间一长，找不到合适工作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过去一年多，他依靠辞退补偿金和存款生活，偶尔需要向家里开口。他反思自己曾因觉得工作稳定而超前消费，购置多项电子产品，结果在遭遇裁员时财务状况极其脆弱。并将此概括为年轻人普遍面对的课题：“如何在未来的预期收入和当下的现实需求、个人欲望之间取得平衡。”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失业青年”。毕业没几年的他，更愿意把现在定位为“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

松易涅接触青年空间并非偶然。大三时，他便参与了某国际书库的中文志愿者团队，并由此了解到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此之前，其生活局限于家庭与学校，对校园之外世界的理解几乎一片空白。“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接触校外社会的方式无非几种，‘吃喝玩乐’和‘实习找工作’，了解十分贫瘠。”他说。

在数场青年空间活动中，松易涅感受到陌生人因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自然聚拢、展开交流的可能。这也让他意识到，公共空间从来不仅是满足物质需求的场域，更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一种不带有功利目的的联结。与职场和学校中被动的、完成任务式的关系不同，这种联结是主动的，基于共同价值与探索。从此，他开始频繁参加活动，逐渐熟悉空间与人群中的种种事物，慢慢以社群一员的身份思考公共生活。

在社会主流评判标准下，失业与找不到工作几乎意味着“没用”与“失败”。但在青年空间，人们不以这些身份标签评判他人，一切特质都可能转化为联结的契机。当意见被采纳、被认可，当有人开始找他出谋划策，松易涅找到了自己“不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的证据。

在成为运营后，他秉持“服务型”“赋能型”的角色定位，尽量让每个人都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应该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否则空间就会陷入‘公地悲剧’，资源消耗殆尽，难以为继。”他总结道。这一理念来自于松易涅对青年空间的理想想象：它不应只是缓冲现实压力的“避风港”，更应可持续地激发个体，尤其是弱势者的潜能，以“探索人类未来的更多可能性”——立足当下，回望历史，思考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不是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秩序的既定安排。

也正是在青年空间里，松易涅开始思考“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可以成为怎样的人”，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社会给出的定义与归类。“青年空间提供了类似‘woke up’（觉醒）的文化契机，”他说，“让人重新看见自己。”如今，这位年轻人仍然没有工作，仍然在投简历。但他已不是当初那个被“失业”标签所定义的青年了。

以下是与松易涅的对话：

LEP浮游光斑：先聊聊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吧。能具体说说现在每天是怎么过的吗？在进入现有状态之前，您曾从事怎么样的工作？您又怎样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

松易涅：由于我现在没有工作，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日常生活大概分成几块：有一部分时间看视频，当作娱乐消遣；有一部分时间在线上跟朋友聊天，获取信息、讨论一些生活化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时间，我会借助AI工具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社会问题或理论问题的独立研究。遇到感兴趣的本地活动也会报名参加，没有特别想做什么的时候，就出去散散步、骑一骑自行车。当然，还有继续找工作。

我是想找工作的，但我已经毕业有些日子了，工作经验也不多。现在找社招岗位不像刚毕业时那么容易。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是：要么招聘信息本身就是虚假的，要么简历发过去显示“送达”但对方根本不读，要么读了也不回复。对我来说，这种状态更多是一种“被迫的顺应”。如果有一份可以接受的工作、对方也愿意要我，那我肯定会去的。并不是我主动想把自己置于这种状态里。我的困境与许多大学生一样，这是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不是我想解决就能解决的，它短期内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摩擦，很难避免，也很难消解。

我之前在广州一所外资国际学校工作，岗位是后勤技术人员，主要协助处理音视频设备和软件相关的技术问题。这份工作其实挺稳定的，学校是一个长期机构，完全可以一直做下去。我们部门里有老前辈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十几年了。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且收入是固定工资，没有绩效，税前工资接近七千。综合薪资待遇和员工福利，它确实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当时上级领导也跟我说过，希望培养这个岗位上的人后期能承担更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建筑与室内工程相关的事宜，发展方向还是比较多元的。不过因为我被辞退了，所以也没法知道后面真正的发展会是什么样。不单是我被辞退了，我另一位同事——她顶替前一位同事进来的，比我还晚入职——我们俩在同一天被炒了。我们事后复盘，觉得学校那边可能是不想留太多人，选择优化掉一部分。

另外，我主观上也觉得那份工作跟我的职业发展路径不太匹配，个人的兴趣确实不在这方面。所以离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短暂而深刻的体验。

从被辞到现在，我没有收入，没有兼职，没有打零工。被辞退之后，就靠辞退补偿金和之前的存款过活。等现金用完了，就得靠家里救济，或者跟朋友借钱。说到这个，我也想提一个我自己经历过、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当你觉得一份工作看起来稳定、收入也还可以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超前消费？我当时就是觉得工作稳定，就买了电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结果刚消费完就被裁员了。有些人可能会消费更贵的东西——潮玩、奢侈品、甚至车和房，一旦收入来源断了，就更容易陷入消费金融的债务困境。如何在未来的预期收入、当下的现实需求和个人欲望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是每个年轻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LEP浮游光斑：当下的生活状态最让您享受的是什么？最让您感到孤独或不安的又是什么？您的家人、朋友如何理解您现在的状态？

松易涅：最大的享受便是时间完全由自己自由支配。我可以把精力投入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研究一个学科课题、一个社会现象，试着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或行动建议。时间怎么安排都可以，非常灵活。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工作情境下的目标或绩效，也不用达到什么明确可核验的成果，这种感觉确实很惬意。但这种惬意也有它的背面。因为没有考核标准、没有检验的准绳，你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水平，得不到外界反馈，更多只是自顾自地在玩。我不希望仅仅是自娱自乐，希望自己能真正进入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说到不安的地方，主要还是没有收入。住在家里，时不时就会听到家人说：你怎么还不找工作、怎么一直花家里的钱、你是不是没用、是不是废柴？他们会用老一辈的视角来评判我现在的状态。但其实不是我不想工作，有合适的工作我也愿意去做。只是市面上很多岗位确实跟我的意识、能力和追求存在错配。如果入职了那些“不怎么样的工作”，我又会担心：时间被占满了，却又学不到什么东西，最后反而被困在里面、路越走越窄。可如果不去，又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能不能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就这样一直在找、却始终不愿将就，两头悬着，进退都不是。

家里人多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就业可能不那么容易，所以短期内还是能理解的。他们大概能接受我一两年内没有稳定工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彻底，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我为什么会处在现在这个状态。只是知道很多年轻人毕业就失业、被裁员，而对于我在个人追求上的考量、在工作搜寻和匹配上的权衡，他们更多的想法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先找一份工作再说。你谈那些东西，还不如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来得实在。当然，这跟我自己也有关系——我和家人其实没有太多深入地聊过这些，只是简单解释说现在大学生就业没那么容易。

朋友这边，大家都是青年人，普遍比较理解。许多朋友自己也在经历找工作的过程，或者干了一阵觉得不合适、被裁员或主动离职，这些情况大家都体会过。但再往中年走，就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年轻人就是眼高手低，然后用他们认为“应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你。

LEP浮游光斑：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第一次了解到青年空间在本土的存在？有没有某个时刻，您特别想要一个“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场所，而是一个让您感到归属的场域？

松易涅：在大三下学期。当时我在参加某国际书库的中文志愿者团队，负责人打算与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进行一些合作。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青年空间”这个概念，并抱着好奇心主动搜索，发现他们办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且主要面向青年人。于是我就去参加了一次，想亲眼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在此之前，我长期被困在家庭和学校的环境里，确实没有接触过这些。对我来说那是全新的领域，你不知道除了校门以内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以去做。说实话，许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要么跟朋友出去吃喝玩乐，要么去实习、找工作，这几乎是仅有的接触校外的方式。除此之外选择很贫瘠。

所以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会有人因为对某个话题或行动感兴趣而聚在一起，大家彼此陌生，却能自然而然地聊起来、逐渐熟悉，不会觉得突兀。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公共空间除了满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之外，还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我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更多只是功能性的存在：卧室休息、卫生间洗漱、厨房做饭、客厅接待朋友或自己待着。学校也是一样，教室上课、图书馆看书备考、宿舍打游戏休息。这些空间强调的是物质层面的功能、以及你需要去完成的社会功能，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想在这里接触更多具体的人，想在这里表达自己、展示自己。青年空间让我感受到一种主动的联结，不是为了完成某个目标、或者被动地去实现别人安排好的事情。我第一次在家庭、学校、以及职场之外，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

LEP浮游光斑：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自己的身份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有没有某个人、一本书、一次对话或一场活动，让你真实地感受到空间对你的赋能作用？

松易涅：其实可以追溯到我在大学之前形成的一套与社会互动的思维框架和方式。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线上社区或社群的公共事务——我是《我的世界》玩家，有过作为创作者去参与服务器的策划和社群运营的构想。我也混迹过创作工作室，观察着微观组织中的人与行为，看到了不成熟的人与不成熟的集体搞“办公室政治”。这些经历让我在参与社群和社区的公共事务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基本能力。我越来越觉得密切关注和紧密参与公共事务——也就是“置身事内”——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去年有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某青年空间发生了一起性骚扰事件，但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于是社群运营者在内部做了一个半公开的招募，希望大家来听一听情况，也让涉及的当事人互相聊聊这件事。我当时去参加了。于是便开始想，如果社群发生性骚扰，换作是我，我会怎么看待？怎么处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评判？这个时候，我的视角就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了——我不再看“他们”怎么解决，而是想“我们”应该怎么解决。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用“我们”的身份去说话了，甚至会帮社群运营者去做意义上的叙述。

在主流社会标准中，我常被“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挣钱”、“有没有用”这些标准定义，否则就是失败。但其实“失业青年”这一标签，客观来讲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工作状态，并不代表你整个人就失能了。不是说你没有用或失去行动能力了。只是在工作意义上不如意而已。青年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功利性的场域，人们不会以这些标签来评判你，更多的聚焦你是否真诚待人、是否保持开放性的理解场域、不随意评判他人？是否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集体？即使你发表的是少数意见，也会被认真倾听、得到反馈——而在职场里，这种意见可能会被认为在反对领导、不利于同事发展，从而被否定。

所以对我来说，更多的赋能来自于人，而不是活动本身。活动本身让我感觉被赋能的时刻其实不算多。如果借用“什么时候感觉到被鼓励（encouraged），什么时候感觉到被打击（discouraged）”这个说法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被鼓励到的时刻，是当我作为空间运营者，身处我的小团队里，能感受到大家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我，或者说大家一起想把事情做好，想把社群和空间往更好的方向推进，而不是说“这件事由你负责主导，我们不怎么关心”。在参与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大家已经跳出了那种功利意义上的逻辑——不再是“我帮你，是因为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是转变为“我们为了共同的理念和愿景一起做事，我们就应当相互支持”。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聊聊，你可以引导我、帮我舒缓一下；你也可以讲讲你的境遇和遭遇，我听你讲，给你提供一些意见，也给你一些心理上的抚慰。在我身处失业状态的时候，这个场域中的大家不以我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来评判你，而是更关注我具体的困扰和人生境遇，共情我。

在这里我也可以展示那些主流的狭窄要求之外的东西。我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对兴趣爱好的学习与精进…当大家开始把我当成一个能出谋划策的人来请教时，我感受到了被认可。这种认可让我感觉到，我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这些都成为我对抗“不确定”的锚点，是从“被定义者”到“定义者”的转变。我不再接受社会告诉你“你只能做什么、只配拥有什么”，而是自己决定自己是怎样的人、可以做到怎样的事。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在青年空间的实践中慢慢发生的。就像美国“woke up（觉醒）”文化一样——在国内，青年空间同样提供了这样一种觉醒的契机，让你去重新审视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并由此打开更广泛也更具反思性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无论你目前的状态如何，失业或是传统上班族……这种可能性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

LEP浮游光斑：作为空间运营者，您对理想的青年空间以及社群的想象是怎么样的？您如何看待青年空间于公共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困境。

松易涅：理想的青年空间应当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权威、权力都保持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来处理和看待它。需要有这样一种集体意识：权力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被摆到台面上来讨论、来正视，然后才能据此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去避免权力或权威的渗透导致公共空间发生异化，最终又重新沦为一种隐蔽的权力支配结构。

我对“家长制”的氛围有着持续的反思。比如我父亲总是跟我说，做某件事应该怎么做。但我不想完全照做，我凭什么一定要按他的方法去做？我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可以试错。所以我不想以类似家长的身份去主导一个社群或空间的运营。正因如此，我认为空间运营者最好是“服务型”、“赋能型”的角色。此外，空间应有较为完备的争议解决机制，能够弥合分歧、保证边缘人群的声音、促进共识，而不是单纯放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并有着较为明确且切实可行的定位与愿景。

一些有组织依托、有文化资本的空间运营者，很大程度上——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所谓的“行业内人士”——他们做的其实是商业空间，是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在运营的。也就是把“空间运营”这件事当作一份事业来做，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工作。他们通过开展社交活动、职场接触来拓客，有行业内同行或行业外商务洽谈的资源，而其中很多人可能是中产阶级。也有一些公益性质空间的运营者，可能是高校或科研机构里的学者，他们更多想借助这种在地的行动，去做成一些在高校围墙内做不到的事情。而我作为一个没什么资源、没什么人脉、也欠缺那么多专业技能和运营视角的人，我更多想的是：能不能发动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空间做好？这是一种更草根的视角，更基层、更平民化。不是说我作为专业人士去主导，来安排角色、安排任务，被整合到框架和系统里。我更强调的是：我们参与的每一个人，能不能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起把事情做好。

很多空间里大家更多是以消费者的心态参与其中，享受服务。但我的视角是：大家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如果大多数人都在消费，那么空间的公共性是无法持续的，这会关联到“公地悲剧”——大家都享受资源的福利和红利，却不去维护、不去补充，公共资源很快就消耗掉了。反映到具体的空间上就是：我们没有资金了，要倒闭了；或者主理人、运营团队感到耗竭于是选择关停、解散；又或者是转向商业化主导。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差别只在于能否被意识到、能否被摆到台面上讨论和行动。青年空间本身有着左翼色彩的历史渊源，本质上是为弱势者提供一个庇护性或支持性的平台，从而践行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自治价值。理想的青年空间应当继承这一意志。坦诚说，即使是我身为运营时也更多是以主流视角——有固定居所、顺直、健全人的视角去做事，没有特别为多元性别群体、无障碍需求者或流动人群考虑具体制度安排。但围绕边缘人群的支持性机制在部分青年空间中是存在的，以社群内部的权力结构作为保障在推行。

平衡公共性与商业性是本土青年空间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在创立之初尝试以低门槛的开放姿态运营，依赖低客价的活动报名费作为主要收入，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这就迫使你必须通过其他业务来拓展收入，这就是“以商养公”。但怎么把握这个度？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是安排场次比例或者设定收入目标。制度层面可以设立商业和社区两个团队，通过协商机制来兼顾两者。关键在于谁作为主导、会不会出现本末倒置。

LEP浮游光斑：回望您加入与运营青年空间的经历，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有没有想过这会对您未来的生活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松易涅：首先，我觉得最根本的转变是——从一个旁观者或思考者的姿态，转变为实践者、行动者的姿态。在校园里，作为学生，你享有家庭、教育机构乃至社会层面的善意支持。你可以对社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无论它是建设性的还是批评性的。但当你走出社会，真正接触到那些微观而具体的事情时，现实就会把你从那种单纯的旁观、反思的姿态中拉下来——你必须回到现实中去想：这件事怎么处理？你怎样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理念落地？

第二个转变。我意识到，我不能只是自己在思考、自己给出一份意见，然后自己看看就算了。你的意见不能只是自娱自乐的——它需要被摆在台面上，放在阳光之下，让大家了解，也必然要接受质疑、接受批评、接受辩驳，甚至可能要面对一些带有恶意或不友善的回应。这其实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说、不表达，但如果你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实践者、一个行动者，那你就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放到公共场域里去讨论。至于能不能说服别人，那是另一回事。这个过程会锻炼你表达和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特别是当你需要去促进某种公共意见、达成多数共识或集体方案的时候，它会让你变得更加从容。

第三点，对别人的意见更加关注，对他人具身体验的更多了解，以及对他人真实主体性的关切。有些人看似尊重他人，实则自大、自负、自傲，把自己的标准视作世界运转的中心。但当你真正置身于一个集体当中，你就不得不考虑他人的存在。由此，你会逐渐形成一种多维度的自觉：第一，学会倾听——去理解他人的想法、思路和动机，认真考量他们赞成、反对或保留的缘由，评估意见的合理性与方案的可行性；第二，学会表达——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讨论，既提供建设性意见，也恰到好处地指出问题所在，给出适当的批评；第三，学会沟通——如何组织语言，以对方能够接受和听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你的意图，避免模糊与歧义；第四，学会共情——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色视角和人生路径上去理解他们的选择，而非以己度人；第五，学会联结——促进交互，保持开放的理解场域，为他人提供支持，不仅是作为共事的同伴，也在日常相处中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最后，不要看到事物的表面就去顺从，还要去做反思性的思考与批判——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这个做法对不对？它是否正当、是否合理？是不是某个相反的意见才是对的、才是合理的、才是更应该被选择的路径？比如我们常听到“唐氏”被当成调侃的标签，说“唐完了”。但唐氏综合征本身是一个遗憾的事情——那些人不幸患上了这样的疾病，却被拿来当作笑料和调侃的资本。这些都需要带有一种伦理性的反思去审视。

LEP浮游光斑：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定义青年空间对于你个人的意义，你会怎么说？

松易涅：我想化用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的理念——“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而我想说的是，探索人类未来的更多可能性。我们立足于当下，也回望历史，结合我们自身的具身体验，去思考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不是被动地、被迫地接受资本主义秩序既定的安排，沿着一条惯性的路径走下去。

不要放弃对未来的想象和实践。

本期我们特别推荐美国著名科学家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于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文章《正如我们所思》（As We May Think）。这不仅是一篇想象未来科学发展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前瞻性文献，更是一场关于人类知识、记忆与技术进化的深刻思辨。

在二战的烽火刚刚平息之际，布什敏锐地捕捉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结构、思维模式乃至个体能力带来的剧变。他大胆设想了“memex”——一种远超当时任何图书馆和档案系统的个人知识助理。布什所描绘的联想索引、知识路径、微缩文献等理念，如今已成为数字时代信息管理、互联网超链接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先声。

但这篇文章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技术装置的预言。布什以哲人般的视角追问：当人类可以记录与检索海量经验时，我们是否能更好地反思自身、解决现实难题，并真正将文明的累积转化为共同的智慧？还是说，我们会在信息洪流中迷失方向、耗尽心力？

在信息化加速的当下，《正如我们所思》依然发人深省。它邀请我们思考，技术的发展究竟如何塑造人与知识、社会与自我之间的新关系。让我们带着疑问与好奇，重温这篇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在回望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寻求更有意义的思考与实践路径。

这并不是一场属于科学家的战争；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战争。科学家们将往日的专业竞争埋葬在共同事业的召唤之下，在合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收获了许多宝贵经验。在高效的协作中工作，令人振奋。如今，对许多人而言，这一切似乎正在接近尾声。那么，科学家们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对生物学家，尤其是医学科学家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犹豫的空间，因为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让他们偏离原本的道路。实际上，许多人能够在熟悉的和平时期实验室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战时研究。他们的目标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而物理学家则经历了最为剧烈的转变。他们离开了学术研究的岗位，转而投入到制造各种奇异破坏性装置的工作之中，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不得不创造出新的方法。他们为那些能够扭转战局的装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与盟友的物理学家携手协作。他们在内心感受到成就的激动，成为伟大团队的一份子。现在，随着和平的临近，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将在哪里找到足以匹配他们才智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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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场属于科学家的战争；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战争。科学家们将往日的专业竞争埋葬在共同事业的召唤之下，在合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收获了许多宝贵经验。在高效的协作中工作，令人振奋。如今，对许多人而言，这一切似乎正在接近尾声。那么，科学家们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对生物学家，尤其是医学科学家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犹豫的空间，因为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让他们偏离原本的道路。实际上，许多人能够在熟悉的和平时期实验室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战时研究。他们的目标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而物理学家则经历了最为剧烈的转变。他们离开了学术研究的岗位，转而投入到制造各种奇异破坏性装置的工作之中，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不得不创造出新的方法。他们为那些能够扭转战局的装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与盟友的物理学家携手协作。他们在内心感受到成就的激动，成为伟大团队的一份子。现在，随着和平的临近，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将在哪里找到足以匹配他们才智的新目标？

2

如果说记录要对科学有用，它必须不断被扩展、被保存，更重要的是必须能被随时查阅。如今我们主要通过书写和摄影来记录，随后借助印刷传播；但我们也用胶片、蜡盘和磁性线来记录。即使没有全新记录技术的出现，现有这些方法无疑也正处于持续的改进和扩展之中。

摄影技术的进步显然不会止步。更快的感光材料和镜头、更自动化的相机、更细腻的感光材料让微型相机的概念得以发展——这一切都即将成为现实。不妨把这个趋势推演到某种合乎逻辑、甚至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未来的摄影爱好者额头上会佩戴一个比核桃稍大的装置。它能拍摄3毫米见方的照片，之后可以投影或放大——实际上这只比目前常规操作多放大10倍。镜头则是全焦型，最近的对焦距离可与裸眼相媲美，仅因焦距极短。核桃装置内置有光电管（如今已有相机配备类似装置），能根据光线自动调节曝光。核桃里有可拍一百张的胶卷，快门和换片的弹簧在装入胶卷时一次性上满。成像是全彩的。它甚至可能是立体的——用两只分开的“玻璃眼”记录画面，因为立体摄影技术的重大突破已经指日可待。

快门线可顺着人的衣袖下垂，方便手指操控。轻轻一捏，即可拍照。一副普通眼镜的一片镜片顶部有一块细线网，平时不影响视线。只要目标进入这一区域，即完成对齐。当未来的科学家在实验室或野外活动时，每当看到值得记录的东西，只需轻按快门便可完成拍摄，甚至不会发出可闻的咔嗒声。这一切真是幻想吗？唯一超乎想象的只是由此产生的照片数量之多。

“干式摄影”会出现吗？其实已经有两种形式存在。当年布雷迪拍摄南北战争照片时，感光板必须在曝光时保持湿润。而现在只需在显影时湿润即可。将来或许连湿润都不需要。多年来已有含重氮染料的胶片可在无需显影的情况下成像——相机一按快门，图像即刻出现。只需用氨气处理，未曝光的染料便会消失，照片即可在光下检查。这个过程目前较慢，但总有人会加快它的速度，而且不存在如今困扰摄影研究者的颗粒问题。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希望拍照后能立即看到照片。

另一种正在使用的过程同样较慢、操作稍显笨拙。五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使用一种浸有碘化合物的感光纸，任何被电接触触及的点都会变黑，这是由化学变化引起的。只要有指针划过就能留下轨迹。如果指针移动时电位变化，线条的明暗也随之变化。这一方法已被用于传真。指针在纸上来回移动，画出一组密集线条。它的电位随着接收到的电流变化而变化——这些电流由远方站点的光电管扫描照片产生。每时每刻，所绘制线条的明暗都与光电管观察到的照片对应点的明暗相等。这样，一整幅画面绘制完成后，接收端便出现了复刻。

同样，用这种方式，光电管可以逐行扫描实景，就像扫描照片一样。整套装置就构成了一台相机，只不过增加了“远距离成像”这一可选功能。这种方式速度慢，图像细节也差，但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干式摄影法，即照片拍下的瞬间就已经成像。

要说这种方式会一直笨拙、缓慢、细节模糊，那一定要非常大胆。今天的电视设备已能每秒传送十六幅效果尚可的图像，其核心与上述过程只在两处有区别：一是由电子束而非指针成像，因为电子束移动极快；二是用发光屏幕替代永久改变的化学纸或胶片，电子撞击即发光。这种速度是电视所必需的，因为目标是动态图像而非静止画面。

如果用化学感光胶片替代发光屏幕，每次仅传送一帧，便是一台快速干式摄影机。胶片的感光速度需远快于现在的产品，但这很可能可以实现。更棘手的问题在于，这一方案要求将胶片置于真空腔内，因为电子束只有在稀薄环境下才能正常运行。解决办法之一，是让电子束照射隔板的一侧，同时将胶片贴在另一侧，只要隔板能让电子束垂直穿过、又防止其侧向扩散即可。这样的隔板，哪怕是粗糙形式，也完全可以制造，不会阻碍整体技术进步。

如同干式摄影，微缩摄影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缩小记录体积、通过投影而非直接观察进行检索，这一基本思路潜力巨大，不容忽视。光学投影与摄影缩微技术结合，已经在学术微缩胶片领域显现出成效，其潜力令人遐想。现在，用微缩胶片，线性缩小20倍后，材料放大仍能保持清晰。限制因素在于胶片颗粒度、光学系统优劣及光源效率，而这些都在迅速改善。

假设未来线性缩小100倍，所用胶片厚度与纸张相当（甚至更薄也没问题）。这样，普通图书记录与其微缩胶片版本的体积比可达一万比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可缩至一只火柴盒大小。一百万册图书的图书馆能被压缩至一张办公桌的一角。如果自活字印刷发明以来，人类所有杂志、报纸、书籍、小册子、广告、信件等的总记录相当于十亿册图书，那么这些资料集合压缩后也只需一辆货车搬运。当然，仅靠压缩还远远不够——我们不仅需要制造和保存记录，还需能够随时查阅它，这个问题稍后再谈。即便是现代大型图书馆，也很少有人能真正利用到全部内容，更多时候只是被少数人“啃食”一角。

然而，压缩在成本方面却极其重要。微缩胶片版《大英百科全书》材料只需五美分，寄到任何地方只需一美分。如果要印一百万份呢？大批量报纸印刷每张成本只是几分之一美分。整套《大英百科全书》缩微后只需8.5×11英寸一张。未来借助摄影复制法，大批量复印成本也许只比材料成本高一美分。至于原稿的制作？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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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记录信息，我们如今要么用铅笔书写，要么敲击打字机。随后进入整理与校对阶段，然后还需经过复杂的排版、印刷与分发过程。若仅考虑这一流程的起始环节，未来的作者是否会放弃手写或打字，直接“对着记录”说话？其实他现在已经能间接做到——比如口述给速记员或录音蜡筒；但只要愿意，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谈话直接生成打字文本。所需的技术都已具备，只需加以利用，并稍作语言上的调整。

在最近的一届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一种名为“Voder”的机器。一名女孩抚动其键盘，机器便能发出清晰可辨的语音。全程无需任何人类声带参与，按键只是组合某些由电力产生的振动，然后传递给扬声器。在贝尔实验室则有与之相反的装置，名为“Vocoder”。这里扬声器被麦克风取代，麦克风拾取声音。人对其说话，相应的键位便会动作。这或许就是未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组成部分则体现在速记打字机上，这种设备常见于公开会议。女孩懒洋洋地敲击按键，四下张望，偶尔用令人不安的目光注视发言人。她面前输出一条带子，用音素化的简化语言记录发言内容。之后，这条带子还需被重新打成普通文字，因为原始形式只有“圈内人”才能读懂。若将这两项技术结合，让Vocoder驱动速记打字机，便能实现“语音打字”这一目标。

不可否认，现有语言并不特别适合机械化处理。奇怪的是，那些发明“世界语”的人并未考虑构建一种更便于语音传递与记录的语言体系。机械化或许最终会推动这一改革，尤其在科学领域——到那时，科学术语对外行来说恐怕会变得更加晦涩难懂。

可以想象，未来的研究者在实验室中，双手自由，不再被束缚。他边走动边观察，随时拍照并口述注释。时间会自动被记录下来，将照片与语音条目一一对应。如果外出野外，他可通过无线电连接到记录设备。夜晚回顾笔记时，他再将思考口述记录。无论是打字记录还是照片，都可以缩微保存，便于投影检索。

但在数据和观察的收集、从现有记录中提取相关材料、再到最终将新资料纳入共享知识体系之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成熟的思考没有机械的替代品。但创造性思维与重复性思维本质上完全不同。对于后者，强大的机械辅助已然存在，未来还会更强大。

例如，数字加法就是一种重复性思维，早已交由机器完成。没错，如今的机器多半依靠键盘输入，操作者要看懂数字并按下对应键位，但连这一步也并非不可避免。已有机器能用光电管读取打好的数字，再自动敲击对应键盘——这是将光电管扫描字体、电路处理信号变化、继电器控制电磁铁驱动按键等机制组合起来的结果。

我们采用如此笨拙的方式书写数字，才导致了如此复杂的识别系统。如果能直接用卡片上的点阵位置来表示数字，自动识别会简单许多。事实上，如果这些点是穿孔，那就是霍勒里斯发明的穿孔卡片机，最早用于人口普查，如今已广泛应用于商业。某些复杂企业几乎离不开这类设备。

加法只是其中一项操作。算术计算还包括减法、乘法、除法，以及结果的临时存储、调取以便进一步处理、并最终打印输出。为此，现在的机器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会计等场景用的键控机，数据输入靠人工，运算顺序多由自动机制控制；另一类是穿孔卡片机，不同步骤通常分由多台设备完成，卡片逐台流转。两类设备都很有用，但对复杂运算而言，它们依然处于萌芽状态。

自从物理学家需要计数宇宙射线后，电子快速计数便诞生了。很快，他们便自制出能以每秒10万次速度计数的电子管装置。未来的高级计算机也将采用电子方式，速度会达到现今的百倍以上，甚至更快。

此外，这些设备的适应性将远超当前商业用机，能够灵活应对多种操作。它们会由控制卡片或胶片指令操作，自行选取数据并按预设指令处理，能够以极高速度完成复杂算术计算，并以易于分发或后续处理的方式记录结果。这类机器的“胃口”将极为惊人。一台机器可由整屋操作员用简单键盘录入指令与数据，每隔几分钟就能输出一叠运算结果。毕竟，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事着千头万绪的复杂事务，始终有无数值得计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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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重复性的思维过程并不仅限于算术和统计领域。实际上，每当人们依据既定的逻辑程序整合和记录事实时，思维中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部分，仅仅在于对数据和所用方法的选择，而之后的操作则属于重复性本质，因此完全可以交由机器来处理。除了算术领域，这方面的进展远不及应有的程度，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因素。正是由于商业需求和巨大的市场空间显而易见，一旦生产技术成熟，大规模生产的算术机器便迅速普及开来。

而用于高级分析的机器却没有类似的环境，因为缺乏广阔的市场，数据高级处理方法的使用者在人口中只占极小一部分。不过，现今已有能求解微分方程——甚至泛函方程和积分方程的机器。也存在许多专用机器，比如能够预测潮汐的谐波合成器。未来还会有更多此类设备出现，最初必然还是掌握在科学家手中，且数量有限。

如果科学推理仅仅局限于算术的逻辑过程，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将无法走得太远。这正如只靠概率数学去完全理解扑克游戏一样难以实现。算盘上串联的珠子让阿拉伯人在其他文明之前许多个世纪，就发展出了位值计数法和零的概念，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工具——以至于今天仍在使用。

从算盘到现代键盘式会计机，是巨大的飞跃。迈向未来算术机器，将会是同样意义上的大步前进。但即便有了这种新机器，也无法带领科学家抵达他们所需的远方。如果人们想让自己的大脑摆脱繁琐高等数学的细节操作，仅仅依据既定规则机械变形，就必须寻求进一步的技术解放。数学家并不是能够轻松处理数字的人——他们往往甚至不擅长这个。他们也不一定能熟练地利用微积分进行公式变换。他们的核心能力，在于高层次符号逻辑的运用，尤其是在选择操作方法时的直觉判断。

除此之外，其余的操作都应当像开车时把动力输出交给引擎那样，放心地交给机器来完成。只有这样，数学才能真正有效地将不断增长的原子层面知识转化为化学、冶金学与生物学等领域的前沿问题的有用解答。也正因如此，还会有更多专为科学家服务的高级数学运算机器诞生。有些机器的奇特程度，将足以令文明艺术品中最挑剔的鉴赏家也为之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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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科学家并不是唯一通过逻辑过程操控数据、考察世界的人，尽管有时他会像英国工党领袖被授予爵士称号那样，把任何变得讲逻辑的人都纳入科学共同体。每当思维沿着被接受的路径运行，也就是采用逻辑推理时，机器介入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形式逻辑曾是教师考验学生灵魂的锐利工具。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巧妙设计继电器电路，制造出按照形式逻辑操控前提的机器。将一组前提出入这种装置，转动手柄，便能源源不断地推出结论，完全符合法律逻辑，其出错率与键盘加法机不相上下。

逻辑推理本身可以变得极为复杂，因此机器的可靠性仍需提升。以往用于高等分析的机器，通常都是解方程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变形器”的想法，即能按照严格且先进逻辑重新组织方程表达式的装置。现阶段发展缓慢，是因为数学家表达数学关系的方式极为简陋。他们所用的符号系统就像野草般自然生长，几乎没有一致性，这在极其讲究逻辑的领域里是个奇怪的现象。

显然，必须有一种新的符号体系——很可能是位置信号——才能将数学变换过程机械化。而在超越数学家的严格逻辑之后，逻辑还要被应用于日常事务。或许将来我们也可以像用收银机登记销售一样，在机器上“刷”出一串逻辑论证。但逻辑机不会长得像收银机，即便是流线型的现代款也不会。

关于观念的处理及其纳入记录，先谈到这里。到目前为止，似乎我们的处境反而变糟了——因为我们可以极大扩展记录，但即使面对目前庞大的信息量，我们也难以高效检索。这远不是为科学研究提取数据那么简单，而是关乎整个人类如何受益于自身知识遗产的全过程。知识利用的核心在于“选择”，而这恰恰是我们最为迟缓的一环。即便有上百万条闪光的思想，以及它们所依赖的丰富经验，被精致的“石墙”般的体系包裹，但如果学者每周辛苦检索只能获得一条，其理论综合便难以跟上时代。

广义上的“选择”，对学者来说如同石斧之于木匠。然而，在更狭义或其它领域，机械选择已经有一些进展。工厂的人事主管把几千张员工卡塞进选卡机，设定代码，不久就能得出所有住在特伦顿且会西班牙语的员工名单。但在指纹对比等应用场景下，例如要在五百万张档案中找到匹配，这类设备还是远远不够快。未来，通过光电管和微缩胶片，检索速度可望提升到每秒一千条，还能自动打印筛选结果。

不过，这类方法属于“简单选择”：逐一检查大批条目，挑出具有特定特征者。还有另一种选择，以自动电话交换机为例。拨号时，机器能直接连接到百万分之一的目标，而不是全部遍历。它先按第一个数字确定大类，再按第二位选子类，如此分级快速锁定目标，几乎不会出错。全程只需几秒，若用电子管开关替代机械开关，还能提速到百分之一秒。尽管没人愿为此投资更换电话系统，但这种分级检索思想在其他场合却很有价值。

再比如大型百货商店的日常管理。每次记账销售都要做多件事：库存要更新，导购员要获得业绩积分，账户系统要录入新账目，最关键的是顾客要被记账。现已开发出中央记录装置来简化流程。导购员只需将顾客卡、个人卡及商品卡（均为打孔卡）放在操作台上，拉动把手，触点通过孔位与机器连通，中央主机就能自动计算、录入并打印小票。

但商店可能有上万名记账顾客，每次还需人工选出正确的卡送到中心处理室。现在，快速选卡技术可以瞬间准确定位所需卡片，并及时归还。新问题随之出现：有人还需读出卡上的总额，让机器把新账项加上去。假如卡片采用上述“干式摄影”法，原有总额可被光电管读出，再用电子束写入新总额。

卡片也可以做得极小，以节省空间。它们只需迅速定位到感应器前，无需远距离搬运。数据可用点阵编码，月底时机器可自动读取并打印常规账单。用电子管分选（开关无机械部件），全程一秒内即可完成。卡片全部信息甚至可用磁点记录在钢片上（如鲍尔森早期用磁丝记录语音的方法），便于修改和擦除。用摄影方式还能实现远程放大投影，正如电视设备常见的应用。

类似的快速选择和远程投影还可用于其他场合。能在一两秒内检索百万份文件的任意一份，并随时添加批注，这在许多方面都很有启发性。也许对图书馆来说也会有用（但那是另一个话题）。无论如何，如今已经可以实现有趣的组合。例如，可以像用语音控制打字机那样，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完成检索——效率远胜于传统的档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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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选择这一问题的核心远比图书馆采用新机制滞后，或相应设备研发不足来得更为深刻。我们之所以难以高效获取已有记录，很大程度上源于索引体系的“人为”属性。当各种数据被归档存储时，通常是按字母顺序或数字顺序分类；而查找信息时（如果能查到），需要一层层追溯下去，从大类到小类。除非做副本，每项内容只能存放在一个位置。人们必须制定查找路径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繁琐。更麻烦的是，查到一条信息后，还得重新退出系统，再沿新路径查找下一条。

但人类大脑的运作并非如此。大脑是通过联想进行操作的。当掌握到一个信息时，它会根据脑细胞间错综复杂的“路径网”，瞬间跳转到由思想联想而来的下一个内容。当然，大脑还有其它特性：那些不常使用的联想路径容易消退，记忆并不永久，且很易流逝。但其反应速度、路径之精妙、心象之细致，都令人惊叹，是自然界中无与伦比的现象。

人类无法完全用人工方式复制这种心智过程，但显然可以从中吸取灵感。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人类记录具有相对的持久性。而从大脑与记录的类比中，最值得借鉴的首先是“选择”本身。以联想为基础的选择，或许有朝一日也能被机械化。我们无法指望机器在速度和灵活性上比拟人脑跟随联想路径的本领，但在信息的持久性和检索清晰度方面，机器完全可能胜过人类记忆。

不妨设想一种供个人使用的未来装置，相当于机械化的私人档案库和图书馆。它需要一个名字，姑且称之为“memex”。Memex是一种装置，个人可将自己的所有书籍、记录和通信资料储存在其中，并通过机械手段实现极高的检索速度和灵活性。它是对个人记忆的巨大而私密的补充。

它的形态是一张桌子，虽然理论上也可远程操作，但主要还是作为用户的工作台。桌面上有倾斜的半透明屏幕，便于投影内容、阅读查阅。配有键盘、按钮和操纵杆，外观基本与普通桌子无异。

一端储存所有资料。凭借改进的微缩胶片，体积问题也迎刃而解。memex的内部只需很小一部分用于存储，其余空间用于机械结构。即使用户每天存入5000页材料，也需要几百年才能填满整个储存库，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自由录入信息。

大多数memex内容是购买来的微缩胶片，可直接插入。各类书籍、图片、期刊、报纸等都以这种方式获得，随手装入。商务信函也一样处理。同时还支持直接录入。memex顶部有一块透明玻璃板，可放置手写笔记、照片、备忘录等各种资料。放好后，只需拉动操纵杆，即可用干式摄影法将其拍摄到memex胶片的下一个空白区。

当然，也可用常规索引系统来查阅资料。如果用户想查某本书，只需在键盘输入其代码，书的扉页就会立刻投射到某个阅读屏幕上。常用代码带有助记功能，用户几乎不需翻查代码本；即使偶尔要查，一键即可将代码表投影出来。此外，还有辅助操纵杆。右推操纵杆可快速翻阅当前书籍，每页轮流投影、略览；推得更右，则每次跨过10页，再推则跨过100页。向左推则可逆向操作。

有专门按钮可直接跳转到书籍的索引首页。这样，用户查阅任意馆藏书籍都远比从书架取阅要便捷得多。多个投影位让他可在保留当前内容的同时，调出其他资料。用户还可在边缘空白处添加批注和评论，利用干式摄影的某些方案，甚至可以用类似铁路候车室常见的远程抄写仪那样的笔式操作，就像在真实纸页上做笔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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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设想，除了对现有机制和设备的前瞻性延展之外，都属于常规技术。然而，这为“联想式索引”提供了直接的实现路径。其基本思想是让任何一项资料都能随时、自动地选中另一项资料，这正是 memex 最核心的特征。将两项资料“串联”起来的过程至关重要。

当用户构建一条“路径”时，他为其命名，将名称记入代码本，并在键盘上输入。两项待连接的资料会分别投影在相邻的显示屏上。在每项资料下方，都有若干空白代码区，指针指向其中之一。用户只需按下一个键，这两项资料便被永久联结。在每个代码区都显示出相应的代码词。在视线之外、同一代码区中，还嵌入一组便于光电管读取的点阵，每项资料通过这些点的位置标识出对方的索引号。

此后，只要任一资料出现在屏幕上，用户只需轻按该代码区下的按钮，另一项资料便会瞬间调出。此外，多个资料串联成一条“路径”后，可以像翻书一样，用操纵杆快速或慢速地依次回顾它们。仿佛将原本分散各处的资料聚集装订成一本新书。而且，这一过程远不止于此——因为任意资料都可被串入多条不同的路径。

假设 memex 的主人对弓箭的起源与性能感兴趣，尤其在研究为什么十字军东征时，土耳其短弓似乎优于英格兰长弓。他在 memex 中存有数十本可能相关的书和文章。首先，他查阅百科全书，发现一篇有趣但内容简略的条目，暂时留在屏幕上。接着又在一本历史书中找到另一条相关信息，并将两者连接起来。如此反复，他逐步构建起一条由多项资料组成的路径。期间，他还会随时插入自己的批注，既可纳入主路径，也可作为支线连接至某一资料。随着研究推进，他发现材料弹性对弓的性能影响巨大，于是又另辟蹊径，查阅关于弹性理论和物理常数表的教科书，并插入一页自己的手写分析。如此，他就把自己的兴趣路径穿越于海量资料的迷宫之中。

而且，他构建的这些“路径”不会消失。几年后，他与朋友谈论到某民族即使面临切身利益时也会顽固抗拒创新的现象。他举了个例子：即便面对愤怒的欧洲人，土耳其弓仍未被他们采纳。实际上，他正好在 memex 里保存了一条相关路径。轻点几下调出代码本，再按几个键，路径首项就被投影出来。随后操纵杆可带他快速浏览路径，随时停留在感兴趣的条目，或随时转向支线。由于这条路径恰好贴合当前讨论，他就启动复制器，把整条路径拍成微缩胶片，递给朋友，朋友便可将其插入自己的 memex，与更广泛的知识路径链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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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百科全书形式将会出现，它们预先嵌入了一张联想路径的网络，随时可以被插入 memex 并进一步扩展。律师只需轻点操作，便能调出自己乃至同事和权威人士全部案例与判决的联想记录；专利律师随时检索到数以百万计的已授权专利，且能迅速跟踪到客户关注的每一个要点。医生面对疑难病例时，可以迅速追踪以往类似病例的研究路径，查阅相关病历，并侧引解剖与组织学的经典文献。化学家在有机合成实验中，可随时调用实验室中的全部化学文献，沿着化合物类比建立的主路径和支线，查阅其物理化学行为的相关资料。

历史学家可将一整个民族的浩繁编年史，用一条只停留在关键节点的“跳跃路径”加以梳理，同时还可随时沿着“当代路径”追踪同一历史时期的全球文明。还将出现一种新职业——“路径开拓者”，他们专门在庞大的知识记录中梳理并建立高效有用的路径。这时，学术大师的遗产不仅是他对世界记录的直接贡献，更是其为弟子们搭建的一整套知识结构与方法体系。

由此，科学也许能够赋予人类更有效地生产、保存和利用整个族群知识记录的新方式。我们本可以用更绚丽的想象来描绘未来的工具，而不是像这里这样仅紧贴现有的、快速发展的方法和技术元素。当然，所有的技术难题在此都被略去，同时也未涉及那些或许很快就会像电子管那样极大加速技术进步的未知手段。为了不让整幅图景因拘泥于今日模式而失之平庸，这里有必要提出一种设想，不是预言，只是提示：基于已知的延展尚可称为有根据的预见，而对未知的预言则只是双重猜测。

我们记录和获取知识的每一步，都要通过某种感官——操作按键靠触觉，说听靠口腔，阅读靠视觉。未来有没有可能建立一条更加直接的路径？

我们知道，眼睛看到的信息，最终都是通过视神经中的电脉冲传递到大脑的。这与电视机电缆中的电脉冲完全类比——它们将光电管“看到”的图像传送至发射台，再广播出去。我们也知道，如果能用合适的工具接近这根电缆，甚至无需直接接触，就能通过电感捕捉到这些振动，复原和再现正在传输的画面，正如电话线可以被窃听一样。

打字员手臂神经中的电脉冲，将眼或耳获得的信息转译后传递给手指，驱动其敲击正确键位。这些电信号，或许既可以在被传入大脑的原始形态下被“拦截”，也可以在被神经系统巧妙重构后传向手部的状态下被“捕捉”。

我们已经能用骨传导让听障者通过神经通道“听见”声音。有没有可能将来可以不再将电脉冲先转为机械振动、再被人体重转为电脉冲？现在，只需在头骨上贴上两枚电极，脑电图仪就能描绘出与大脑活动相关的墨迹曲线。固然，这些记录目前尚难理解，仅能诊断大脑机制的重大失调，但谁又敢断言这条道路未来不会通向何方？

在外部世界，所有声音与图像的信息都被转化为电流变化，以便于传递。人体内部同样也采用类似机制。难道我们在不同电信号之间的转换，始终需要经历机械动作？这个想法很有启发性，但若无更多现实根据，也不足以作为预测。

如果人能更好地回顾过往、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当下难题，其精神理应因此而提升。他已建构出极为复杂的文明体系，若想将这个“大实验”推向合理终点，而不是因超载而半途而废，就必须进一步将知识记录机械化。如果他能够有把握地找回真正重要的内容，而无需随时把一切全记在心，他的生活或许将更加自在、愉快。

科学的应用已经为人类搭建了一个丰足的居所，并正在教会他健康地生活。它让人类能够用强大武器将人群推向对立，也有可能让人类真正驾驭全人类的知识记录，从而在种族经验的智慧中成长。人类或许会在学会善用这些记录、造福自身之前就毁于冲突，但只要科学还在不断回应人类的需求与渴望，这一进程就绝不该在此时戛然而止，也绝不该在此时丧失希望。

以前做学生时，我比较爱较真，容易得罪人。比如有些老师说“我特别喜欢学生提问题”，我就真的提了很多问题，后来回头看才意识到，有些人所谓的“提问题”，不过是希望你变着法儿夸他罢了。因为曾吃过这种亏，我后来当老师时就格外注意这一点。我上课前总会跟学生讲清楚：你们提问题，我不会觉得被冒犯；如果你不喜欢我推荐的作品或观点，没关系，给出理由就好；我哪里讲错了，我愿意改；至于超出我能力或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也会直言相告，至少不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理想的师生关系应当透明干净、没有负担。也有人说我到现在还是一种“学生心态”，但我觉得他们视作理所当然的“老师心态”与做老师无关，无非是一种“上位者心态”。尽管人的观念和审美会随时间变化，但有些事并非你做学生时觉得不合理、不对，等当了老师、有了一点权力、体会到生活不易后，就能说服自己接受，说这一切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云云。

……

因为你不是只有在生活富足、一切顺利的时候，才喜欢看书、看电影。如果你在过得艰辛、感到不如意的时候，仍然戒不掉这种对文学和电影的喜欢，自然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要么追随自己最强烈的欲望，要么将欲望压缩至最小 ”| 专访李思逸》

1992年唯一阙如的一次总理记者会

中国政府首脑举行记者会始自周恩来，但是从制度上予以规定始自1987年。1988年是人大新闻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换届之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当年4月13日下午，大会闭幕之后，应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邀请，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在此次招待会上，李鹏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包括铁道部部长丁关根辞职、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压制、镇压”和所谓的总书记与总理“在改革问题上有分歧”等各方面问题。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和周恩来的所谓“特殊关系”问题，李鹏坦然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做了澄清。

但资料显示，彼时，总理在两会结束后参加记者招待会，仍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

直至1991年4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参加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至此，记者招待会的规格与级别均达到了一个高峰。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这期间，邓小平南巡实际上已成为两会代表和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但当时南巡之事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尚未正式公布。这一年，总理记者会没有举行，成为这一惯例开始以来唯一阙如的一次。

之后，从1993年开始，两会闭幕后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常态化、制度化。而与会的媒体则是从600家到800家不等。

对比历年总理记者招待会，发现通常一场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提问人次不会超过20；时间一般在1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之间，比较特殊的是2012年的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时长近3个小时。

记者会近半数提问机会给外媒

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均以人大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向总理和记者发出邀请。

参加两会报道的外媒，几乎每家都能拿到至少一张总理记者招待会的请柬，这张白底烫金字的请柬，需和两会采访证件一起使用，才能在严格的安检程序后，进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以2007年为例，在大会发给记者的750张请柬中，港澳台地区记者200张，内地记者200张，而国外记者占了350张。

总理记者招待会的筹备方之一，全国人大新闻局有关负责人向介绍，设置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最初之意，是提供一个采访机会给境外媒体，让其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因此，在请柬发放时，会更多照顾外国媒体和港澳台媒体，在场地有限的前提下，很难满足每一家境内媒体的采访需求。

全国人大新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设置总理记者见面会的初衷是提供采访机会给境外媒体，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所以不仅记者见面会邀请函发放时会更多照顾外国媒体和港澳台媒体，提问机会也会向外国媒体、港澳台媒体倾斜。比如在1999年朱镕基总理的招待会上，8个提问机会中外媒得到5个，而在温家宝两届任期内的10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中，每年都有6到7家外媒获得提问机会。外媒中，美国媒体获得的提问机会最多，共有28次，英国媒体则获得17次。日本媒体每年几乎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提问机会，16年间共获得11次提问机会。

李克强的记者见面会和朱镕基的首场记者见面会，第一个提问机会都给了外国媒体。而每场记者见面会，香港记者获得提问机会后比较关心“如何支持香港发展”，台湾记者也会问及“怎样加强两岸合作”。

如何从几百名记者中成为1/13、获得提问机会，让每个记者都绞尽脑汁。1998年朱镕基“钦点”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每年的总理招待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从职业白领装到艳丽公主装，从围巾到口红，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

外媒记者关注西藏、人权等敏感问题

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人民币汇率、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人权问题、香港问题以及总理的自我评价等，都是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

如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夕，对西藏问题的提问特别多，13家获得提问机会的媒体中，美国有线新闻网等5家媒体的记者都提到了西藏问题。当年路透社还提了一个有关人权的问题。2012年，法新社更直接提出关于藏人自焚的问题。央媒的问题也更切中敏感问题，2013年中国日报提问就涉及劳教制度改革。

盘点历次总理记者会，“中国经济”的“点击率”犹如一条稳步上升的斜线：李鹏总理在历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124个问题，经济问题占比16%，共计20个；朱镕基总理5次记者招待会，回答了73个问题，经济问题占比28%，共计21个；温家宝总理的9次记者招待会，回答了135个问题，经济问题共计38个。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至2011年的三次总理记者会，关于“中国经济”的提问陡增，每年均达到6个，占提问总量的“半壁江山”。记者们的关注焦点也从GDP增速等老问题，扩展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可持续力等新问题上。

除了经济问题，20多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入世、非典、奥运……也从未在总理记者会上缺席。

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对“王立军事件”表态

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最著名的莫过于2012年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这次发布会是16年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发布会，全程3个小时。在这场史上最长的发布会上，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对“王立军事件”表态。温家宝直接回答：“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有关中央对重庆的态度，温家宝表态称，“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这样的表态，在当时薄熙来尚未被官方宣布涉案的情况下，被外界解读为释放出某种特殊的政治信号。

而改革劳教制度则是李克强总理去年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的另一个重磅新闻，他在谈到该问题时表态：“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半年后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成为现实。

朱镕基回应“经济沙皇”称号

李克强、温家宝、朱镕基首次亮相时，都会被问到一些个性化问题。

比如，李克强就被问到“从政生涯一路走来，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您个人的情怀”问题，李克强说：“在我个人的经历，在读书、做事、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是我的心得。我坚信做人要正、办事要公，才能利国利民”。

温家宝也被问到，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风格。温家宝回答：“在我当总理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朱镕基也被问道：“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朱镕基直言：“我不高兴。”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

此外，三任总理记者见面会上的一些个性化言语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2003年，温家宝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说，“实在抱歉，如果大家中午不吃饭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下去”。这个细节，经常被媒体提及。

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

资料来源：京华时报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