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卷”到底指什么？人们谈论的“内卷”是什么？以及人们讨论“内卷”的起因何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关键词：内卷、经济发展、社会焦虑、职场、群体情绪

“内卷”的起源

现如今，人们谈论的“内卷”，实际上与其原意——“内卷化”——有较大差别。

“内卷化”发端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1963年，《农业的内卷化》问世。作者格尔茨在对印度尼西亚的实地研究中发现，爪哇岛与外岛直接存在着二元的发展差异——外岛借助技术，生产愈发朝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爪哇岛某些地方则朝着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爪哇岛聚集了印尼过半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而外岛散布在主岛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早期殖民者的进入使那里产生了高效率、大规模、出口型的工业。而爪哇人缺乏资本，土地有限，又受行政阻碍，无法将农业向外拓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业。在概括这一过程时，格尔茨用了“农业内卷化”概念。

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吉尔茨的原文是“Agricultural Involution”。而“involution”来自晚期中古英语，意思是事物的部分向内卷曲。（(2021). Definition of involution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ico.com/definition/involution (Accessed: 2 Dec 2021).）

我们暂且为吉尔茨所述的“内卷化”作一个粗浅的定义：一事物由于某些因素的干扰，无法向更高级、更好的阶段发展，反而停滞、倒退了——就像应该伸展开的树叶、花叶向内卷曲。如此，本文后续内容便得以展开阐述。

“内卷”的讨论起源

引用百度搜索指数等相关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互联网对“内卷”的大规模讨论兴盛自2020年第一季度，恰逢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传播最为猖獗的时期。

2020年4月15日，新浪财经的一篇文章彻底引爆了中国互联网对“内卷”的讨论：《疫情带来的裁员风波背后，家电巨头的“内卷”危机》一文以新冠疫情下停工停产的家电行业“裁员风波”为契机，延伸讲述了中国家电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激烈竞争，时至今日则呈现“内卷”态势——面对供大于求的疲软市场，格力率先吹响的号角，带动全行业打“价格战”，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却依然未能有效提高销售业绩。

家电行业最后选择在海外市场寻求增长极，以从“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中走出来。这是他们避免“内卷”竞争的抉择。

笔者认为，该篇行业洞察反映了两点问题：一是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遭遇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举国震动的严峻形势。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原先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企业停工，人们蜗居家里生活和办公，不能随意活动。生产的停摆导致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连锁反应，线上办公显然削弱了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活力——企业因为无法顺利再生产，难以通过销售商品达到原有利润水平，现金流紧张，减薪办公、无薪休假，乃至裁员，均成为了大小企业的自保手段；二是直接反映出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淡化、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增长的“增量”模式向高质量的“求质”模式转变。映射在家电行业则表现为产品种类单一化、局部化发展因市场竞争基本饱和、市场需求基本满足而难以为继，唯有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跨行转型才有活路。

家电行业的例子为“内卷”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家电市场的边界无法有效拓展，而非良性的竞争手段又促使各厂家在“斗兽场”内“殊死搏斗”，终使行业无法向更高阶段发展——倘若海尔、格力等家电企业死守旧有业务，大打价格战，行业必定“血流成河”，每个厂商都无法获得应有的利润，大批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直到市场下仅剩两三家大型企业形成寡头竞争。

而该文作为“内卷”大讨论的“导火索”，引起的不止是对家电行业残酷竞争的关注，还有其他形式的“市场竞争”——有竞争的地方就有“内卷”。

“内卷”在中国社会的具象化表现

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才会引起竞争。现如今的中国，有哪些资源是稀缺的呢？优质学位、高考、大学绩点、各类竞赛、高薪岗位、住房……只要涉及排序竞争的资源争夺战，都会有内卷的端倪。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非“高考”和“高薪”莫属了。

高考的实质是教育资源的倾斜化分配。成绩优秀者获“上赏”，次者获“中赏”，不佳者获“下赏”——“上赏”是双一流和985、211等高等学府、重点本科院校，“中赏”是普通本科院校以及优质大专，“下赏”则是一众普通大专。中国家长实际上担忧的是孩子的发展未来：更优质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是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铺路砖”，想要高收入就要学习好。而获取高收入的目的则为解决高企的房价问题。而高企的房价则来自于房地产界的恶意炒作，恶意炒作则是为了从购房者手中榨取更多利益。中国人对“住房”和“安全感”的强关联是房产界炒作的原因之一。除非不买房，不然每家的孩子被迫在义务教育以及高中阶段就“一起卷”。

面对高考，许多孩子承受来自家庭的期望压力，不得不超前学习、超量学习，进而诱发身心健康方面的诸多问题。而其他家庭则陷入博弈困境当中：他们“不卷”，别人“卷”，就会被甩在后头，“高考”无望，“高薪”更无望。个体行为进而引发了群体焦虑，经济发达的地方教育开始“卷”，欠发达的地方跟着“卷”。这是教育领域的“内卷”一面。

“高考”闯关过后则要面临职场“内卷”：别人“996”、“007”加班，自己被迫跟着加班；别人超额完成任务，自己也要超额完成。别人在“努力”升职加薪，而自己则陷入自我怀疑、自我焦虑——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实际上并非如此。职场的恶性竞争文化，背后是对劳动者活力与创造力的严重摧残。加班占用了本来用于劳动者技能提升与休息、娱乐的空闲时间，严重阻碍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超额完成任务则会导致“超额——再超额”的循环，企业不断给劳动者安排不合理的工作量，最终影响其身心健康。

“内卷”的影响

没有赢家，全盘皆输。“内卷”文化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灾难。没有任何人会因“内卷”而获得实在的、长期的福祉。“内卷”是对发展的短视追求，对长期发展的放弃。

“内卷”是可贵的警醒——提醒着现代人，不能舍弃了长远利益换取蝇头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