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同样是课程作业。
正文
自1987年成立以来，华为逐步扩张成为ICT行业的市场领导者。华为2022年报数据显示，华为全球销售收入合计642,338百万元人民币，其中海外收入占比37%；20.7万员工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30多亿人口提供服务，公司的组织形式以全球性的地区和产品为导向，已是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
美国作为GDP世界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市场消费能力强、消费规模大，是跨国公司都极其重视的消费市场。制造业企业竞争力越强，越有可能进行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可能性越高（葛顺奇等，2013）。华为作为领先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很早便在开展OFDI活动，为进入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市场做准备。20实际90年代以来，华为在美设立多家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除了设立分支机构，华为还尝试直接通过并购（Merge & Acquisition）美国企业来扩大其业务。
然而，华为在美的并购事件屡遭挫折——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理由，阻碍华为的正常进行商业活动，使其难以进入美国市场。
2010年，华为曾试图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公司3Com，但由于被指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存在关联，美国政府阻止了华为的收购交易。2011年，华为试图参与由日本软银公司牵头的对美国无线运营商Sprint Nextel的收购。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华为被排除在竞购名单之外。Sprint Nextel和软银承诺不再使用华为的设备。2018年，华为计划通过与美国运营商AT&T合作，将其智能手机产品引入美国市场。然而，再次迫于政治压力和安全担忧，二者合作宣告破产。不久后的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此后，美国政府接连升级制裁措施，对华为等代表中国先进产业的企业进行围追堵截。
为什么华为想要通过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市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首要目标是追逐利润，即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这在跨国公司身上一般表现为通过加强核心竞争力，争取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更大范围、更多数量地从销售产品和服务，取得更高业绩。实证研究（林发勤等，2022）表明，跨国并购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核心竞争力。但受美国政府干预，华为很多情况下未能达成在美并购目标。
政治风险考虑的是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和质量，以及法律环境和外部冲突，较低的政治风险是企业安全投资的先决条件之一，故跨国企业在开展国际经济活动时，一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是首要考虑的经营风险之一。显然，对于华为等一众中国企业，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的不信任乃至敌意，是影响其正常开展商业经营活动的潜在乃至明确的重大风险因素。研究显示（顾雷雷，2018），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因素可以分解为十个主要指标和三个主要因子：政治风险包括外部冲突、社会治理、选举周期、权力转移、事件风险、主权风险、机构效率、公共部门贪腐、银行业贪腐和债务偿付10个指标；其中，机构效率、公共部门贪腐、银行业贪腐和债务偿付合并为“执政效率”，在外部冲突、社会治理、事件风险和主权风险合并为“政治稳定”，选举周期和权力转移合并为“政治周期”，最终实证发现，执政效率和政治周期可能会对跨国公司的当地经营产生负面影响。显然，华为面临的是外部冲突、选举周期、事件风险的政治问题。2017年后中美产生“外部冲突”，贸易摩擦加剧，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政策环境不断恶化，且美国2018年突然开始制裁华为等中企，“事件风险”陡增。2021年1月，美国商务部部长获得了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及服务领域跨国交易的自由裁量权，一旦美国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的交易被认为存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和安全保障等风险，美国商务部部长便可否决相关交易。此外，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还颁布了一项外国并购审查实施条例，为审查程序“开绿灯”。这也使得华为在内的中方企业在美国开展经营活动时的“政治稳定”风险大增。另外，据2022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数据，美国对华关系评级为第114名（共114名）的低位水平。而与政治因素相关联的贸易开放度更是由2014年的30.04单位下降至2020年的23.39单位，而蒙古国在2020年的贸易开放度为113.53单位。2022年，美国的投资开放度则为89.98，蒙古国为191.59。美国的法治指数还从2017年的1.64跌至2020年的1.37。
纵然美国市场的机构效率和银行业贪腐等公共机构、金融制度问题可能影响较弱，但政府由于战略目的而波动恶化的对华政策，有政策变动和歧视性干预的风险，容易因美国政府借“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而设下种种阻碍，以“国家安全”之虚，行“保护本地产业”、“维护霸权地位”之实。如此一来，华为等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企业便极有可能遭受政治性准入壁垒的障碍，无法在美正常开展商业活动，极大损害了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乃至我国海外合法利益。鉴于近年来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中西方经贸交往受政治因素干扰增多，故中国企业既要有全球化视野，不断尝试开拓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海外市场，也应立足国内大循环，谨慎地"走出去"，将目标市场的政治风险作为首要的考量因素，警惕海外利益因政治风险而受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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