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以前修学“跨国公司”课程的作业。整理文件时发现了，故作分享。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新兴科技企业的崛起，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以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短视频应用TikTok（抖音海外版）为例，其凭借创新的产品设计和全球化的运营策略，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体，并在全球市场取得了显著成功。然而，其在美国的发展却遭遇了重大挑战。

2020年8月，美国政府在时任总统特朗普的主导下，基于国家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的考量，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使用TikTok、美国商界与TikTok进行交易，并强制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其在美业务。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同时也将跨国企业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如何应对主权国家政策干预的问题推至台前。

本文以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应用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及面临的挑战为背景，着重探讨在面临美国政府提出的出售TikTok股份要求时，字节跳动如何运用战略与法律手段进行应对。研究目的旨在揭示跨国公司在他国开展业务可能面对的政治风险因素，以及面对地缘政治压力下的如何合理应对政治挑战和妥当管控政治风险。

1.2 跨国公司与政治风险的有关理论概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跨国公司在其海外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政治风险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学界对于政治风险的概念也因环境演变和研究深入和不断变革。

20世纪50-60年代，政治风险主要关注东道国政府的直接干预行为，如国有化、征用等。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于政府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利润和资产。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政治风险的研究视角开始拓展，不仅关注政府的直接行为，还关注更多样化的限制性措施，以及政府以外的力量，如社会运动、恐怖主义等。此外，政治风险的概念也扩展到包括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等非市场因素。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极端性政治风险逐渐减少，而非极端型政治风险成为主流。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东道国政策的变动、文化差异、民族主义等因素。同时，研究者开始关注政治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的政治风险特点也出现变化：非极端型政治风险成为主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类型趋于一致，传统极端性政治风险减少；政治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例如关税变化可能导致产业环境变化，进而引发罢工和社会骚乱，影响企业经营；政治风险因素的动态性凸显，政治风险因素随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其中，较为典型的政治风险理论如鲁特（Franklin R. Root）所提出的观点：政治风险是在国内或国外发生的，能够引起一个国际商业运作的利润潜力和（或）资产损失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如战争、政变、没收、征税、交易限制等。而这种政治风险至少包括四个要素：不连续性、不确定性、政治压力、商务影响。不连续性是指发生在商务环境中的激烈变化；不确定性时指难以预测这种变化；政治压力是指这种压力/风险来自于政府及其他政治实体；商务影响则指对公司利润及其他目标的可能影响。

第2章 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态势及挑战

2.1 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影响

TikTok作为一款由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开发的信息中介商应用，凭借其独特的个性化推荐引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该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个人喜好、搜索记录以及地理位置等信息智能推送内容。其技术创新和高效的信息交换效率使其在国际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年轻用户群体中产生了深远的经济与文化价值影响，从而在全球网络空间博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TikTok进入美国市场后，凭借其先进的算法和高度定制化的用户体验颠覆了传统社交平台模式，实现了对美国数字媒体生态的“降维打击”。其个性化推荐功能不仅改变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用户的思考方式和娱乐社交习惯。TikTok的成功挑战了以Instagram、脸书（Facebook）、X（X.com，原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传统互联网媒体巨头的地位，加剧了市场竞争格局。

在美国，TikTok因其中国背景引发了关于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争议。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竞争对手担忧，TikTok可能将其收集的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共享，进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在2020年左右开始要求TikTok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股份，以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不受外国势力干预。

TikTok通过搜索引擎和大数据技术收集用户信息，包括注册地址、浏览记录、搜索历史、设备信息以及用户偏好等，基于这些数据建立个性化的用户模型，实现精准的内容推荐。尽管TikTok曾试图通过与美国甲骨文公司签署协议，将美国用户数据转移到甲骨文（Oracle）公司的服务器上，但美国监管机构仍对其数据处理方式持有持续关注，质疑其能否有效防止中国政府或其他途径访问敏感个人信息。

2.2 美国政府对TikTok的监管考量与行动概述

2.2.1 美国外资审查制度解析

在美国外资监管体系中，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扮演了核心角色。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企业的并购、收购或合资等交易行为，以评估这些交易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CFIUS具有广泛的职权范围，能够调查并建议总统阻止可能带来风险的交易。

在外资审查过程中，国家安全和数据隐私日益成为焦点问题。尤其对于科技公司如TikTok而言，由于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海量的数据资源，因此，其在美国的运营活动可能会触及到敏感信息的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这使得CFIUS在审查相关交易时，将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视为决定交易能否通过的关键因素之一。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也在一直密切关注TikTok的数据安全问题，担心其收集的海量用户数据可能被用于非商业目的或成为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督促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调查，并与其他可能启动的国家安全或反情报调查相配合，以确认TikTok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施保护用户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避免数据泄露给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第三方。同时，美国相关部门也在审视和调整相关政策，以更明确地界定和限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ICTS交易审查范围。

2.2.2 美国政府针对TikTok的具体行政行动

美国政府针对TikTok采取了一系列行政行动，其中发布的行政命令明确指出，鉴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中国背景，担忧其可能将美国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给中国政府，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据此提出要在美国境内禁用甚至强制出售TikTok业务，这一系列举措背后凸显出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发展所带来的数据安全隐患的高度警觉，并试图以此作为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手段之一。

早在2019年，美国政商界便对字节跳动展开一系列“攻势”。2019年10月10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对字节跳动两年前的Musical.ly收购案进行审查。同年10月17日，脸书CEO扎克伯格指出，以TikTok为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会对美国言论自由产生威胁。同年11月初，CFIUS开始审查字节跳动2017年收购Musical.ly的交易。同年12月，美国军方禁用TikTok。而自2020年起，美国政府对TikTok的监管行动逐步升级。首先，美方启动了由CFIUS主导的深度审查，随后发布了多道行政命令，直至提议全面封禁TikTok在美国的运营。2020年8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第一项行政令（第13942号总统行政令），禁止任何个人或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财产与字节跳动进行交易，禁令将在45天后（9月20日）生效。美方解释说，这一命令的政策意图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数据隐私，防止中国公司可能对美国用户数据进行不当收集和使用。而就在特朗普6日签署行政令后，字节跳动也发表声明回应称，该行政令会损害全球企业对于美国法治承诺的信任，开了一个有违表达自由和开放市场的危险先河。同年8月14日，特朗普签署第二项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90天内出售或剥离所有能够在美国运营TikTok的资产；字节跳动须销毁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并在销毁之后告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一个月之后的9月18日，美国商务部根据第13942号行政令的要求，正式公布了应被禁止的交易清单，事实上封禁了TikTok在美运营。商务部禁止的交易具体包括：（1）从2020年9月20日起，禁止通过美国在线移动应用程序商店提供分发或维护TikTok 移动应用程序、组成代码或应用程序更新的服务；（2）从2020年11月12日起，禁止在美国境内，为运行或优化TikTok，提供任何互联网托管服务、任何内容交付网络服务、任何互联网中转或对等互联服务；或者禁止在美国境内开发和/或访问的软件或服务的功能中使用TikTok的代码、功能或服务。

然而，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相关政策发生了调整。2021年6月9日，拜登签署撤销特朗普的行政令（第14034号《关于防范外国对立方侵犯美国敏感数据的行政命令》的总统行政令），终止了对TikTok的封禁，撤销了先前的部分行政命令，使得轰轰烈烈的封禁行动未能最终实施。

Tiktok在美跌宕起伏的整个审查过程，展现了美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特别是科技公司数据安全问题的强硬立场，以及在不同政府任期内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因此，虽然最终封禁行动未能实施，但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政府在数据安全和地缘政治考量下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警惕与打压策略。

2.2.3 美国政府审查和封禁TikTok的深层动机

程柏华等人（2022）的研究指出，美国政府审查和封禁Tiktok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化理论，美国将中美科技竞争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对Tiktok的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和内容推送模式产生质疑，认为其收集美公民数据存储在非美企业数据库中，依赖场景数据收集并建立个人数据图像等行为存在监管风险，算法逻辑可能导致用户接触到被筛选且强化其偏好的信息，从而形成“认知固化”甚至“群体性认知偏见”，这被特朗普政府渲染为潜在的数据安全威胁；二是大国之间围绕数据博弈的竞争加剧，Tiktok作为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成功代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引发了美国部分政客与企业的不满，他们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中国科技企业，以遏制中国科技崛起。

更进一步地讲，TikTok在美跌宕起伏的风波，反映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维度的原因，其中，政治维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政治上，美国试图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核心国家利益——霸权的稳定，并把网络意识形态渗透视为高效的方式；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封禁Tiktok来加强在数字领域的控制权，一方面维护美国的数字主权，另一方面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中美关系从之前的对话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两国在互联网领域的相互援助逐渐演变成激烈竞争，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对抗；美国政府将Tiktok视为中国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工具，担心Tiktok会泄露美国用户数据，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态度，美国政府认为Tiktok会被用作为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传播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会对美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经济上，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封禁Tiktok来保护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避免Tiktok在美国市场占据过多份额；美国政府担心Tiktok等中国互联网企业会威胁到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影响美国产业安全。文化上，美国政府认为Tiktok传播的信息内容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对其进行严格监管；美国政府担忧Tiktok会泄露美国用户数据，侵犯美国公民的数据隐私权；美国政府希望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防止Tiktok等外国互联网企业影响美国社会的稳定。

总的来说，TikTok为代表的“中国草根媒体”挑战了美国传统互联网媒介的传播格局，因其不受美国政府管控的内容传播机制、迅速的传播效率、广泛的受众群体，搅动了美国政府对外进行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政治党派把控的互联网媒体宣传渠道，有损美政府、政党牟取政治私利的利益格局；又因TikTok在美方看来本身可能潜藏的数据安全问题，使其成为了中美博弈斗争中的“软柿子”。

2.3 字节跳动面临美国政府压力的应对策略

面对美方压力，2020年8月3日，字节跳动CEO张一鸣发布公司内部全员信：面对美方决定，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而在美方政府签署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在美业务的行政令后，2020年8月7日，字节跳动回应：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公正对待，将诉诸美国法院。

一方面，2020年8月24日，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及其部长罗斯，请求法院判决此前签署的行政令因“违宪”而无效，不得执行；而针对美国商务部9月18日发布的禁止交易清单，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也于当天在美国哥伦比亚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以及第13942号总统令“非法”（unlawful）“违宪”（unconstitutional），应当无效，不得执行。另一方面，TikTok也通过与甲骨文、沃尔玛、微软等美企的谈判，希望寻找到符合中美两国法律规定的合作路径。

2021年9月，TikTok前后分别与甲骨文、沃尔玛达成合作协议，甲骨文作为“值得信赖的技术提供商”，沃尔玛则“提供电子商务、履行、支付和其他渠道服务”，而非如美国政府预期的“完全剥离”后的“收购”。

除了企业官方层面的回应外，TikTok员工、TikTok平台创作者等利益相关方为避免TikTok在美国被封禁下架而损害自身利益，也分别在加州、宾州多地提起了诉讼，请求司法介入以维护合法权益，如2020年8月24日TikTok 员工帕特里克·瑞安（Patrick Ryan）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商务部部长罗斯。

2022年6月，据路透社报道，TikTok 已完成将美国用户的数据信息迁移到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上，从而解决美国监管机构对该应用数据完整性的担忧。

2022年12月，TikTok宣布了其信任与安全团队以及总共40000名致力于确保平台安全的专业人员。TikTok的美国团队坚称他们将遵守国家安全审查并相应地提高他们的标准。

2023年3月21日，Tiktok CEO周受资发布TikTok视频称，TikTok在美国拥有上亿用户，广受用户好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周受资站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说：“这可能会把TikTok从你们1.5亿人手中夺走。”他呼吁TikTok用户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告诉美国立法者他们喜爱这款应用程序的原因。截至发稿前，这条Tiktok已有超过88万个点赞，超过9万条留言。

2023年3月23日，TikTok CEO周受资出席的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听证会，就TikTok对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保护措施、TikTok平台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TikTok与中国官方的关系作出陈述说明，在高压下有礼有节、有理有据地回应美国议员，有力回应美方质疑与顾虑。

2.4 TikTok在美业务遭受地缘政治挑战的理论简析

显然，字节跳动在美发展TikTok而遭受到美国政商界“前后夹击”的风波，既包括了传统商业竞争风险，又涵盖了政治风险因素。根据鲁特等学者所提出的政治风险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1. 字节跳动在中国母国外拓展东道国市场，在国外（美国）遭遇政治审查与交易限制，这种政治风险具有鲁特所描述的政治风险的不连续性、不确定、政治压力以及商务影响四类因素。在TikTok的案例中，不连续性是指美方的这些审查与限制在美国互联网媒体商务环境造成激烈变化；不确定性时指这种难以预测这种由美方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政治环境变化；政治压力是指这种政治风险来自于美国政府；而商务影响则指对TikTok出品方字节跳动公司的利润及市场扩张巨大负面影响。

2. 美国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一案突显非传统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非传统政治风险主要指他国对中国在战略层面的不信任、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怀疑、对中国“政企不分”状态的疑惑以及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真实意图的担忧等带来的政治风险。在此次TikTok事件中，基于对中国经济实力发展的担心和遏制，美方不断宣传和炒作“中国威胁论”，指责TikTok“可能成为中国对美意识形态渗透工具”，认为TikTok传播不利于美国价值观的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来抨击中国，打压字节跳动公司，反映出美方等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3. 字节跳动及TikTok公司及时主动运用多种手段应对政治风险。针对美政府行政令及交易清单限制，TikTok通过法律诉讼进行反制。而对于美国政商界渲染的不利舆论导向，TikTok多次发布声明予以回应，CEO周受资甚至录制视频呼吁TikTok用户留言发声。而为化解美方对数据安全、用户隐私、不合理内容传播的担忧，TikTok选择选择遵从当地法律法规，迁移数据存储服务器，加强防火墙等数据安全防护；雇佣更多安全专员，加强平台内容审核，及时掐断违规内容传播路径。总的来说，字节跳动主动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危机管理，抵御政治风险。

第3章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应用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及面临的挑战为背景，着重探讨了在面临美国政府提出的出售TikTok股份要求时，字节跳动如何运用战略与法律等手段进行应对。TikTok的政治风险应对案例对于研究对跨国公司应对政治风险和进行危机管理具有相当价值。

根据鲁特等学者所提出的政治风险理论，字节跳动在美国遭遇的政治风险具有不连续性、不确定性、政治压力和商务影响的特点。此外，美国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一案还突显了非传统政治风险，即由于他国对中国在战略层面的不信任、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怀疑等因素带来的政治风险。

面对政治风险，字节跳动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首先，针对美国政府的行政令及交易清单限制，TikTok通过法律诉讼进行反制。其次，对于美国政商界渲染的不利舆论导向，TikTok多次发布声明予以回应，CEO周受资甚至录制视频呼吁TikTok用户留言发声。最后，为了化解美方对数据安全、用户隐私、不合理内容传播的担忧，TikTok选择遵从当地法律法规，迁移数据存储服务器，加强防火墙等数据安全防护；雇佣更多安全专员，加强平台内容审核，及时掐断违规内容传播路径。

本文在此对企业出海经营，防范政治风险，及时进行危机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1. 跨国公司在他国开展业务时，应充分了解和评估可能面对的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传统政治风险（如政府干预、征收等）和非传统政治风险（如战略层面的不信任、市场经济地位的怀疑等）。

2. 跨国公司应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建立自身的政治风险评估体系，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与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依托中国政府搭建的信息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全面的风险预警机制，以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规避风险，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3. 面对地缘政治压力，跨国公司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如法律诉讼、发表声明、调整业务运营等，以降低政治风险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其中，企业在外经营必须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确保经营活动合规。同时，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在并购、运营等过程中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团队，进行充分的法律尽职调查，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

4. 跨国公司应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公众的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以减少政治风险的发生，并通过慈善捐赠、教育资助、社会责任履行等方式塑造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提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认可度，从而降低在外面临的非市场性风险。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改进企业社会表现、回应社会批评的重要策略。其中，在当地创造了相当的就业机会，带动东道国就业与民众增收是有效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有助于塑造积极的企业形象。

5. 跨国公司应建立健全危机管理机制，以便在面临政治风险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降低损失。

6. 建立并强化积极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应包含对全球市场规则的尊重、合法合规经营的价值观以及面对挑战时坚守原则的决心。面对美国政府的政治审查，字节跳动通过企业文化强调数据安全、用户隐私保护以及透明开放的沟通策略，以此来赢得公众与监管机构的信任。同时，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内部员工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困难的精神纽带，同时，在对外公关中体现企业的韧性和坚持，通过有效传播积极的企业文化故事，争取舆论支持和社会理解。

总的来说，跨国公司在他国开展业务时，需要充分了解并评估政治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政治风险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同时，跨国公司也需要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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