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我看到了一篇活动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9UMV6y6aCzmpkMqn8QNerQ）：知合来广州开年会，一口气开三天，顺带举办四场分享活动。活动本身是“知合Nexus”（知合计划）主办的，广州公益慈善书院为其提供场地。

第一场是“下有乡土，上有学堂：一个城市初代大学生的教育实践”，聊一位教育社会学硕士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对于教育议题的行动，我一贯支持，不过没有参加。第二场是“知合是一个教育组织吗？三位老师的反思”，三位分享者探讨国内外教育差异与理想的教育模式。同样没有报名参加。第三场是“茶馆、酒馆和江湖：女性与移民如何经营空间和社群”，我注意到的关键词有“情感共同体”和“信任互助的空间”——这两个说法吸引到我，但依然没有报名。

直到第四场“社群与公共性的讨论——教育、艺术与人文的经验”，我注意到三位分享者分别是广州的职校生空间“扔石头”负责人子津、议题艺术家社群“地胆社”参与者阿童，以及知合计划负责人智立。扔石头，早有耳闻，朋友说办得比较好。但哪怕是它的告别日活动，我都从未去过。地胆社，我认识一位搞社工的朋友，他经常分享地胆社的活动信息，便知道了，然而不清楚他们做什么、取得什么成绩。同样，我未参加过地胆社活动。而对于知合计划，也是只闻其名。这场活动显然是了解它们的好机会。

我报名了，但没有四场全报，首先是报名费花40元，其次来回通勤也要钱。除了一睹芳容，还想旁听学习一下参与者所带来的新信息与新知识。我先前思考过“社群”和“公共性”两个概念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它们牵涉许多东西，三言两语讲不清。我需要了解别人的想法。

广州的雨

8月29日，老天爷并不作美。广州天上的云朵，脸色阴沉。人们行走在街头巷尾，不长眼的雨滴哗啦啦地拍打在伞面、身上。

午时，我从睡梦中醒来。那是一个我被别人离弃的梦，似乎是的，但记不清了。重要的是，下午要参加活动，在广州公益慈善书院举办的“社群与公共性的讨论——教育、艺术与人文的经验”的对话分享。

活动安排在下午3点半。然而午饭过后，雨也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在活动群询问：“广州这个天气状况，下午的活动还举办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好吧，我大概得冒雨前往了。

下午2点多，我穿上雨靴，带上雨伞，踏出家门。书院离我家很远，远到坐地铁后步行，总计耗时1小时。走去地铁站的路上，胸口略感发紧，有些忐忑，不知会见到哪些人、遇到哪些事。

坐上地铁，一如既往的“哐当哐当”声回荡在我耳边。等待、转线、等待、出闸，抵达中大地铁站。我站在前往地表B口的电扶梯上，听到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映入眼帘的是被困地铁站口的市民们，他们没法出门，都在看手机。我眺望门外灰暗的天空，撑开伞，一脚一脚踏在人行道的水潭，走向书院。

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坐落在中山大学附近的怡乐社区，而它旁边又有广东千禾社区基金会的办公点、捡来的博物馆。而广东学而优书店就开设在前往书院的路线旁边，二楼是搞学术酒吧的“双鸭山小酒馆”。第一次听说“学而优”时就想到从事教培行业的“学而思”公司——初中老师曾建议我辅导数学，补齐短板，可以去报名学而思的课程，但我没去，也没辅导数学。后来，数学成了我高考时的缺憾。

行走时，我观望人行道的路人。注意到有一位穿着达美乐标志的白衣服的女生，猜测去上班的，我看了看手环，时间已过下午3点，如果她是换班，会是3点的班次吗？估计不是。我走得比她快，果不其然，前面有家营业中的达美乐。

转角、拐弯、再拐弯、下阶梯、继续步行，抵达书院的正门（如果我没记错）。门口外头设置了一张巨大的活动画报，签有许多人的名字，门侧则摆放着一个易拉宝海报——“在交汇处”，一个圆圈，几笔蓝色线条汇入圆圈，指向其原点。像搭在一起的人手，共识、团结、集体、行动。

掐着点到，恰巧和书院一楼准备出门的人撞面。六七个人，似乎刚结束上一场活动，离开会场。放伞、上楼，确实如此。二楼满是人，一群群在“开小会”，各聊各的。场地的大屏幕投影活动海报，才让我得以确认没有走错、没有迟到。签完到，身旁传来熟悉的声音：“你来啦。”是在书院实习的朋友Miya，她也参与本场活动。

很多座位都被“占领”了，我找了张后排边缘的椅子坐下。主持人宣布活动即将开始，请各位回到座位。场内几乎座无虚席。讲座桌旁是三个男生，分别是主持人、阿童、智立。

我见到阿童，毛卷的长发，头顶黑色渔夫帽，戴着眼镜，一眼觉得他是艺术生——听到后面，没想到还真是搞艺术的。相较之下，智立头发明显更短，穿着印有“理论待更新”花字的白衬衫，短裤配人字拖，颇有老广味道，然并非广东人。

聊起来

活动正式开始了。以下对话分享的部分依据我个人笔记与记忆进行书写，并有做叙述上的润色与虚构，比如主持人可能并非按本文记载的去提问。如有疏漏与错误，还请批评指正。

子津因为天气原因还未到场，主持人先请在场的阿童和智立谈谈，介绍其所处社群，并谈谈加入社群的动机：“当‘一帮人一起玩’变成用来定义身份的行动者标签时，‘聚在一起’的状态和‘一起做事’的行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转化的？”

阿童介绍说，地胆社（前身为“imPACKED”）目前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家庭/行动者网络，主要活跃在大湾区，成员多关注社会问题，尤其聚焦气候变化。大家因为共同关切而聚集，并致力于通过具体行动来回应社会问题、扩大影响力。而他最初以艺术家身份进入地胆社，有很多觉得有意思、好玩的项目在以艺术形式做倡导，改变身边的微小生态——他认为这很有意义，而自身兴趣也是“用艺术表达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

地胆社不直接讨论“气候变化”这一宏大议题。直接的议程设置与讨论更多是“自上而下做的事情”。地胆社以关注空调电费上涨、社区里的入侵植物等身边可感的微小问题，以通过微小行动，自下而上地影响周围环境，作为对议题的回应——这是地胆社伙伴们的做事方式。

阿童自述在地胆社待了有四年时间。最初第一年，地胆社主要联动广州小商家，推出可持续行动，如调空调至26度、推广环保理念，通过实体空间来实现。第二年发生了一个转向，大家觉得不能待在舒适圈，转而实践更探索性的方式。他当时以艺术家身份被招募，结合自己对广东文化的兴趣，用创作表达对气候变化的回应。而现在的身份早已从最初的参与者转变为策划者，更多从事“找到连接不同人的方式”。

阿童发言结束，话筒交给智立。

智立介绍说，知合是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社群，源自“格致计划”，每年在非一线城市举办两期读书会，采用小规模圆桌讨论形式，聚焦人文社科议题。知合的活动对参与者完全免费，依赖志愿者支持。平时大家在各自城市，项目期就汇聚到某个城市做读书会。

他在2021年第一次参加格致计划的四川汉源面向中学生的项目，并由此开始接触社群。当时虽是法语专业学生，却对社会学“很感兴趣”，自学社会学并为中学生开设课程。

智立说自己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惊讶发现，当地学生虽然物质条件良好、教育硬件不差，但校内无法接触手机、电脑，获取外界信息基本靠老师，而老师大多只讲应试内容，导致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极为有限——而短期读书会能为学生们提供非应试的讨论空间和新的可能性，也即是通过几天时间的读书会，大家能讨论应试之外的东西，提供一些可能性。

智立坦言，这个项目深刻影响了他：以前更偏向于读书和学术，但经此发现完全可以把大家喜好的议题与实际讨论相结合，促成微小改变。这是他接触类似社群的契机：先有自己的兴趣，然后发现有这样的社群，他们在追求个人喜好之外也在做利他的事，逐渐参与越来越多的其它社群。

此时，扔石头的负责人子津也到场了。留着短发的女生，黑短袖，神态表露出一股坚毅。天有不测风云，她被大雨困在路上，姗姗来迟。

“我们是一群人”

承接上一个问题，主持人继续提问：“请两位分别回忆一下，最初进入社群时，哪个瞬间让你们真正感觉到‘我们是一群人’？”

这是好问题，此前我也在706内部做过有关分享，言及“你们”和“我们”的身份转变问题，万万没想到在此听到类似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社群参与者追溯自我历史、探寻个人欲望的方式。

阿童感到被接纳的时刻是“地胆社核心成员为新人开展的工作坊”。每个人带来各自的方案，在工作坊中一起“解开一些东西”，而他在其中察觉大家的共同思考与焦虑：气候变化是很大的事情——痛苦类似，但每个人回应的做法可能不一样。他由此感受到了具体的“大家”与集体的共鸣，体会到“自己被一个社群接纳”——那种个体被容纳、被认可的瞬间，产生了归属感和共通感。

围绕着“关注点的同一性”和“做法的差异性”，阿童指出地胆社的特殊之处。它像网络一样衍生出许多小社群——成员们分布在不同地方，根据各自的地域或线上空间组织出不同形态的群体。每个人身处的位置不同，组织方式不同，获得的共鸣感也因此各有差异。

阿童结束发言。我发现，有的社群把议题本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议题一直是核心；有的社群则更强调形式或互动方式。地胆社更像是后者，强调做事情本身所伴随而来的反思与再行动。

主持人将话头引向智立这边：“我想问智立，知合这个社群让大家聚在一起的核心，究竟是“做教育”这个内容，还是“平等交流人文话题”这种形式？你怎么看待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智立借机谈及先前的“我们”。他观察到，格致计划时期成员动机多元，有的人是纯粹为了教育理想、想做一些改变的事情，有的人是冲着公益项目能提升履历来的，有人是为了交朋友、谈恋爱的社交目的。多元动机使得社群模糊了初衷使命。而到了知合计划，他们进行了“提纯”，筛除了搞社交、刷履历为主的人群，更加聚焦“做事情”本身；形式上采用圆桌讨论，这种平等交流的理念更适合成为凝聚大家的核心。

回到“我们是一群人”的问题，智立回忆说：去年知合计划遭遇不可抗事情后，大家因年会而聚首上海，互相交流、讨论、吃饭、喝酒，甚至深夜畅聊，他内心涌现出“我们是一个小社群，我们又重新聚到一起了”的感觉。

“社群”与“公共”的张力

阿童和智立已经聊过一轮，主持人把话筒交给子津，先请她聊聊自己的情况，再由三位共同谈谈“做事情”和“交朋友”之间的张力：大家的共同路径似乎是先有了“做事情”，然后才通过做事交到了朋友——那么“做事情”和“交朋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社群内部大家一起做事情就够了，还是需要去做更多公开性的活动？

子津介绍说，自己创办的扔石头于2024年10月成立，位于白云区，是开在几所职业学校附近、面向职校学生的公共空间，初衷也是让职校生参与。

之前，她的兴趣在于劳工议题，曾在一所劳工NGO当志愿者，接触了一些工人。攻读硕士时的论文主题与职业教育相关，当时在江西某职业学校做田野调查，门外黄土纷飞；众多学生在实习时被送往工厂。之后，她基于调查情况写就毕业论文。接触工人和职校生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很多职校生长大以后会成为工人，于是产生了“劳工——职校生”的联系与兴趣方向冒了出来。

硕士毕业后，子津任职于另一家与职业教育相关的NGO，因此结识了许多职校生。这段经历让她收获颇丰，也深感疲惫，尤其是对NGO“服务与被服务”的工作模式和人际关系感到不适。她希望跟职校学生的关系超脱服务对象和服务者的关系，走向更加平等的模式——此种希冀也是“扔石头”诞生的重要原因。

子津也曾想过“做职校附近的空间”和“做NGO”之间的区别。在她看来，作为空间的“扔石头”是更加开放的存在，一方面是地理位置处于巷口，大家在街上路过也可以瞧一瞧、看一看；另一方面是参与人群不像NGO那般局限于志愿者，职校生、朋友、社会人士都能来。空间本身也不仅限活动期间开放，活动之外同样欢迎职校生来读书、自习、闲聊。虽然同温层很重要，但子津不想把空间打造成“职校生专属同温层”，而是保持适当的开放性。

但也有问题困扰子津。

启动空间半年后，她才冒出来“空间的目的是什么”的念头，意识到自己要做“一个职校生的社群”。但在过程中，她怀疑自己：如果有一个社群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我是否在这个社群里面？这意味着需要处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身份差异。这种差异一直存在，而她后来找到了方向去面对，去处理。

她也分不清楚“社群”跟“朋友”之间的区别：因为有很多“社群伙伴”除了一起做行动，也在行动之外一起吃饭、聊天、玩耍，那么他们到底算不算“朋友”呢？言及“朋友”，她也发现扔石头在运作过程中逐渐呈现出联结效应。“朋友们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因为私人关系会来到空间看看、参与活动。空间里的职校生也因此有机会与他们建立联系、受其影响，甚至一起做事情——新的连接正在发生，而这在以前是极为困难的。中职生出入校园不便，周边文化空间又很少，而我们的空间恰好能提供一个不以课堂为锚点的自由场域。”

扔石头关闭后，她也观察到人与人的疏离、断联。失去了“空间”这一锚点，职校生毕业后彼此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共同话题和重逢的机会也随之变少，大家各自回归了原本的生活轨迹。其中一些人由于生活节奏紧张、时间有限，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新的社交圈和社群。或许这也是公共性的一种体现。她与一部分伙伴、朋友也才后知后觉：原来空间这么重要。

到智立和阿童了。

智立在协助运营共居社区时切身感受到：许多住客最初并没有明确的议题行动意识或参与意愿。但社区里有不少行动者会来办活动、做分享，住客们参与其中、聆听交流。一些人逐渐与行动者成为朋友，在理解其理念后产生认同，并开始尝试做些什么。这让他意识到，人也可以因为朋友的影响而改变原本的生活路径——并不一定需要先有意愿才去行动，社群或社区可以促成这种意料之外的转变。这点和扔石头的情况颇为相似。

对于阿童来说，社群与朋友之间没有明确的“线”去划分。

他在地胆社的身份从发起者、行动者变成了支持他人去行动的支持者。此间，察觉到每个社群伙伴的特殊驱动力，驱使他们做出不同的东西。比如受到地胆社资助的项目伙伴，有的想做行为艺术表演，有的想City Walk。而地胆社的伙伴们又有很多小群，各自聊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差异化的议题细分方向。阿童自己可以根据讨论话题的不同，在不同的群里发言，得到反馈——他很享受这点。

“一个个小群，支撑我个人在不同主题上获得回应，无论是回应抑或表达。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去哪找到相应的人。归根结底，还是人。”阿童总结。

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具体时刻？

主持人感谢子津详细的分享，里头显现了社群或社区得以联结一群人的纽带，随后提出新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说做事情要有意义，但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个意义究竟怎么体现出来。你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件或时刻，让自己真切感受到所做之事对不认识的人或事物产生了意义？就像子津分享的空间关闭后的反思那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它让行动者或社群主理人从“角色”落回到“真实的人”——不再是抽象、无感的身份，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具体个体。不管是祛魅还是表演，人常常是在那些细微的小事里，才忽然感受到一些自己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智立说自己没上过班、不是议题导向的人，做教育并非对该主题非常感兴趣，其意义感并不来自“做议题行动”，而是来自于人与人的连接。比如有一次，两位朋友分别与他认识，他们甚至一起上过课，但相互并不认识，智立就借着一次聊到两人的契机，将他俩“认识一下”，而那个认识后的瞬间令他感到意义非凡。

这指向了他所做的事情：让“连接”发生的平台、渠道，打造这种基础设施。很多人都缺乏脱离学校、职场体系之外的连接机会与平台，有的是消费的、娱乐的，有的是公共的、非功利的。意义感在于创造人与人连接、发生行动的公共取向的基础设施，隐含在产生连接的瞬间。

面对这个问题，阿童联想讲座听到的说法：“创作者在做什么呢？创造接口。” 关注与行动领域不同、间隔很远的人，被连接起来——但为什么是这两个人？为什么是这种方式？

创造就是把原本没想到的两样东西连在一起，而公共性正是产生于这种连接被他人接收、解读并再次传播的碰撞过程之中——参与和对话才是改变发生的起点。作为行动者的艺术家通过创作促进了他人的想法与行动，而他人对其他人的想法与影响又扩散了。

那么“我”到底想表达什么？“参与式”只是听吗？听完后怎么反馈？促成了后续怎样的事情？公共性也发生在人与人的碰撞。阿童举了一个具体案例：做神龛。他本打算找个“接口”聊一聊本地人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借此与街坊打交道。他带着一个有神龛推车来到街头，试着与人发生对话，希望与街坊对话，结果神神叨叨的东西（神龛）吓跑了一般街坊，而冒出来一个激进的街坊与阿童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交谈过程中，对方了解了行动目的与动机，发生了进一步交流，“原来你是这个意思”——误解也能产生会话机会与发生意见交换。

轮到子津。她提及自己写的文章让朋友关注到职校生，发生了一些行动，甚至有人特地去当职校老师了。她也在扔石头关闭的社群反馈当中感受到大家的想法与情感，其中不乏令人动容的留言。

落到具体瞬间，她认为是来自一位曾受她帮助的职校生。某天，有一位已经毕业的职校生给她发微信，如今身处广州14号线，想起子津对自己被企业辞退后帮忙找工作的援手。“我们之间的联系还没断。”

来扔石头的人，有些是认识很久的职校生朋友，也有对此闻所未闻的职校生。有人借助扔石头了解到广州有人办活动、校外有这类场所，后面参与扔石头实习生。让人了解到既有场域之外，也是一种价值与意义。子津的思绪被拉回以前，却也叹惋：“社群是脆弱、短暂的东西。没有社群会永远陪伴，大家终究各奔东西，各自做事。”

“我们是一路人”的门槛？

主持人也来自知合，他分享了自己的参与经历。当时他山西运城开写作课，阅读青年作家作品，促进初一学生自我表达。来者都是男生。他询问在座学生，“会不会像小说主人公一样放弃自己的想象力？”当时都异口同声说“不会”，结果有学生后来反馈说，在成长中切实领悟到“生活是有重量的”，却又借助了那一次文学课来保持自己的“体温”。

回顾参与知合的过去，主持人感慨万千：“做社群需要让人知道，也要考虑到议题敏感度，保持平衡——尽量让相关人士注意到这个行动领域与社群的存在，也要保护自己。”主持人借此引申出新的问题：做社群，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是一路人”的门槛？

智立以知合为例做出回应。许多人做公共行动时不一定想法纯粹；加入目的更多是为了利他，还是利己？面对一批批申请者，智立坦率说，知合计划有对领读人做筛选，找出做行动、做研究、有其关注点，且愿意利他的“同层次”的人，先做培训，尔后再与参与读书会的中学生相处。由于非正式组织的特质，社群无法做到“严格出入”，于是这种边界性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对于知合而言，筛选旨在“以一群人影响另一群人”，而对被影响者则避免过多限制——为了保证社群本身的能力足以支持公共性的目的与自我维系，不得不做些抉择。知合不希望非常强边界，但也不能很弱，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很多社群都是模糊边界，但每个社群的边界强弱依照其想法来框定。同时，社群成员在参与过程中的差异与摩擦可能变少，也可能无法弥合。人与人的边界不会因为共同做事而完全消弭。

阿童以一个例子阐述“参与的阶梯”，回应“一路人”的门槛问题。一个人最初只是来参加一场放映会，看到主题后留下参与映后讨论；接着注意到海报上的Logo和二维码，开始与工作人员产生对话——为什么放映这部片子？为什么选在这里？由此逐步了解空间的理念、活动的理念，甚至萌生自己也来放映一部影片的想法，这时与空间的联系就进一步加深了。不同场域有各自关注的议题，而即便是在冲突的现场，交流依然可能发生。不过，他反思地胆社的情况，提出要反对社群那种“越来越深入同温层”的趋势，认为要走入现实，看看大家对什么议题真正有感触，以不同的现场、不同程度的参与创造更多连接的可能性。而借由活动可以让不同背景的人相聚，了解到不同的议题和行动。

子津则不太会去判断“你是不是我的同路人”。她直言自己不会设置门槛说“你不能来”，但会用不同方式跟不同的人互动。以前在机构时因安全、想多听、怕被讨厌而不愿表达，后来逐渐改变：即使预期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也会追问别人“为什么这么说”，并表达己见。她拒绝陷在同温层里——同温层固然快乐、默契、像呼吸一样重要，但长久来看并非真正想要的。子津说，她更愿去触碰那些与自己差异很大的人，即便这常带来生气、无力甚至自我怀疑。

现场问答

Q&A环节仅分享我记录的要点。

智立回答了“社群的流动性、冲突与权力”。

当外部压力凸显时，那些看似一致、实则暗含诸多分歧的社群极易走向分崩离析。社群的规模宜小不宜大，并应保持交流条件的宽松与开放。当有人离开时，难免会引发揣测——是否被迫、是否带走资源、是否构成竞争；然而，离开本身理应是需要被祝福的选择。作为资源强势方，应允许离开并提供支持，而非压制。小规模社群通过充分沟通形成共识，能够更顺畅地解决问题；而大规模社群的规章制度，是否会在无形中演变为一种权力压迫？切忌机械模仿与照搬所谓的“民主形式”。

我猜测，他的感悟来自于706上海与Dweller的分裂之事。

子津回答了“扔石头是否有设计”、“平衡与学生的权力关系”、“行动与主业的平衡”三个问题。

对于问题一：最初虽有计划书，但并无具体的时间安排，更多是将日常生活的节奏自然融入其中。不同阶段的划分是明确的，主要依据公共空间自身的发展进程来推进。活动本身即是对空间的支持——无论是活动收入还是宣传曝光，都构成空间运作的一部分。但冷启动阶段仅靠内部活动，其实很难持续，所以当时选择公开招募。当感到精力耗竭时，便转向了面向职校生的长期活动（周期约两到三个月）。

对于问题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承认权力差异的存在，但不能止步于此。对田野中权力关系的反思，有时容易异化为一种自恋——在反思中获得某种“豁免权”。实际行动与事后反思之间往往存在偏差，而正是这种偏差，促使我在后续NGO与学生的工作中不断调整，尝试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弱化“服务与被服务”的二元结构。不再以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空间里做活动也不等同于“提供服务”，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趋近于一种彼此支持的状态。

对于问题三：做空间时有兼职，做空间反而是主业；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兼职收入不多，同时需要承担空间运营成本。也目睹了身边的伙伴离开，也可能有愧疚。理解大家，毕竟有各自要处理的事情。

散场

在主持人的宣告与知合联合创始人百川的致辞中，活动正式结束了。

百川说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知合的晚宴。于是大家该离场的离场，该去吃饭的去吃饭，留下继续交谈的就呆着。

我没有去参加饭局，因为感到不合群；没有离开；也没有主动搭讪任何人的冲动，不论是智立、阿童、子津，抑或Q&A环节提问的参与者——不知是因为单纯记录了发言而忽略了思考，还是不知怎么说，还是真的无话可说？总之并无开启话题的动力。

我站在一群群自发形成的讨论小组旁边，默默听他们聊。

不一会儿，有位哥们找到我，询问是否对权力关系与组织理论感兴趣。我说是的。他说自己也参与过社群，在职场也体会过，认为社群虽不如职场那般有明显的权力味道，都依然存在权力问题，甚至不被人发觉。于是我俩互相交换了看法。我指出，诸多社群都存在正式或非正式权力、权威的问题，706青年空间在这方面十分突出，而且身为实际领导者的邬方荣对此置若罔闻、缺乏作为，我深感遗憾。最后互留微信，约定之后有机会多交流。

他下楼了，我继续“偷听”聊天。

另有一位哥们拉住子津，向她请教如何搞一个实体空间。听到他说，想在中山市做一个服务于大学生的类似的空间。他曾经淋过雨，如今想为后辈打伞，向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个人成长与职场工作信息，而一个空间能够更好聚起来一批人。我对他的初衷感到赞赏，并建议他可以寻找合伙人一起办起来，而非一个人承担全部财务成本；与学校共建，搞类似“XX基地”的合作关系。他表示可以考虑。

在此期间，智立还贴心地为剩下在场的参与者分发了饮料，免得大家聊得口渴。我拿到一瓶老广特产“维他”柠檬茶。

我还听到，一位男生说要在香港工作，搞面向本科生的留学签证业务。我还看到，一群人围绕着貌似书院背景的女士，听她分享公益行动经验，一起讨论。

最后大家都走了，回家、吃饭去了。我也走了，去怡乐社区附近的麦当劳吃饭。

边缘人

必须指出，麦当劳27.9元的汉堡套餐，能够提供一个拳头大小的汉堡，我是哭笑不得。

吃完麦当劳，推开玻璃门，驶过的车辆碾过被雨水浸润的柏油路，人们缓缓步行于街道上。天黑了，也不再下雨。一切归于常态，似乎下午熙熙攘攘、热闹的活动从未发生。

此情此景，一股怅然若失感油然而生。这场活动带来了什么，又能够向未来投射什么？会上聊了许多，但大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在哪里呢？带有头衔的人，光鲜亮丽的人，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将止步于何处呢？

回望活动过程，似乎，许多到场的参与者原先就互相认识。他们自成体系，我在体系之外。犹如《局外人》，站在外头，透过窗户看向室内。

感到隔阂，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具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变迁过程可长可短。他们提出一个理念，能号召一群人，拉出来一个队伍，做成一些事情，我可不可以？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想要往哪个方向做？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诸如此类的疑问，留待日后解答了。

我没有立刻回家的念头，便去了一趟学而优书店，看看书，静静心。结果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书，其中不乏与今天主题、我的兴趣挂钩的。

列举一下书名，然不可能全部都看完：

《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来临中的共同体》

《新公共性：中国社会学范式探索》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自由与组织：1814-1914》

《仪式、政治与权力》

《政治、政党与压力集团》

《政治制度与政治箴言》

《群众与权力》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关系、权力与“报”的运作》

《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

《规制及其改革》

《规则为什么会失败》

《法哲学沉思录》

《野蛮的正义》

《批评官员的尺度》

《议事规则》

《科学管理原理》

《情报搜集技术》和“情报与反情报丛书”

《论知识》

《常识》

《知识如何流动》

《演化与创新》

《权力意志》

《逻辑哲学论》，我还翻看序言和其中若干页内容，觉得日后需要阅读。

《符号、语言与倾听——伦理符号学视角》

《伦理学方法》

《拓扑心理学原理》

《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

《分裂的自我》

《自杀论》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

《在工厂梦不到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