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文化中,“计算机男娘”、“程序员都是男娘”时常被当作梗来玩。看起来像一串廉价标签:理工男、社恐、性压抑、伪娘、中性美。但如果顺着这些词往下挖,会发现这并不仅仅是青年亚文化里的笑料,而是数字文明深层结构的一条裂缝:机器如何改造人,尤其改造男性主体,在性与性别层面留下的一道清晰断痕。
这条断痕的一端,是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的技术史;另一端,是某些年轻男性在情感匮乏、承认饥渴与性压抑之中,对“女性化自我”的幻想与实践。它们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在同一条反馈回路上相互勾连。
一、从书写技术到控制论:人先把自己变成“符号机器”
刘禾在《弗洛伊德机器人》中提醒我们:人机关系从来不只是“主奴关系”——不是简单的“我们造了一台机器,它会不会造反”的故事。真正要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明某种技术,并在这个过程中,悄悄改变了对自己的理解。
从古代的书写技术,到电报机、摩尔斯电码,再到电话加密、控制论、博弈论、信息论,直到今天的人工智能,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共通点:技术首先是用来处理“符号”的,用来解决远距离通讯、战场控制、军备竞赛中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解人”。
图灵把计算机定义为“处理符号的机器”。香农把英文字母和空格转化为27个可计数的符号,关心的不是“意义”,而是组合的概率结构:哪个字母后面最有可能接哪个字母,哪个词后面最有可能跟哪个词。对机器而言,“是否有意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稳定处理符号、预测下一个符号。
问题在这里悄然转折:当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这种方式处理语言和信息时,一个问题被倒过来提出来了——机器处理语言不用“理解”,人是不是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无意识的概率结构在说话,在思考?
控制论和信息论提供的,不只是新的技术工具,而是一套新的自我隐喻:人脑变成神经网络,思维变成信号流,语言变成概率分布,“自由意志”被“控制与被控制”、“反馈回路”这样的概念侵蚀。拉康早就指出,人与语言的关系,很像人与某种“外在机器”的关系:语言自动运作,人被语言驱动,而不是反过来。
数字技术的诞生,本来是为了让机器模仿人;但在漫长的互动过程中,人也在不断模仿机器。刘禾称之为“人机拟像”的反馈回路:机器学着像人行动,人则越来越像机器行动。
某些人群,则是最早、最深地卷入这个反馈回路的一支——其中,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和程序员,堪称“前线部队”。
二、形式逻辑大脑:把关系当成函数调用
对大量计算机/理工科训练出的主体来说,长期的思维习惯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形式化、确定性、可预测、最小歧义。
对于程序员来说,代码的世界是这样的:
- 输入必须清晰,输出必须明确;
- 状态有限,路径可枚举;
- 错误要可复现,可调试;
- 不确定性是“异常”,不是常态。
这种形式逻辑式的心智,一旦成为主要的认知工具,就不可避免地向其他领域外溢,包括人际关系。于是,在不少人身上会看到这样的特征:
- 说话“直线”,追求逻辑上的清楚,而不是氛围上的圆融;
- 很少意识到自己话语的情绪色彩和他人的感受;
- 倾向于把关系理解为一套清晰规则下的交互:我做了 A(对你好/付出/表白)→ 你应该给出 B(回应/感激/更亲近)→ 如果没有,那就是系统异常,要么是我错,要么是你不讲理。
对一个习惯叙事实、讲关系、体察情绪的“文科向”主体来说,这种思维几乎难以想象:在他/她的世界里,语言是有温度的,气氛是可以感知的,关系始终处在流动和再解释之中;而在形式逻辑型主体那里,大量这些“软维度”要么是噪音,要么是盲点。
两种心智几乎像两种文明,一种通过故事、隐喻、氛围来理解现实,一种通过规则、函数、状态机来理解现实。
前者在遇到后者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真实的困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真的没有感觉到吗?” 但从后者的角度看,他并非不想体察关系,而是没有相应的心理工具和语言模块。情绪识别、氛围感知、隐喻理解,这些在人文学科训练中“默认”的能力,在他的经验中往往是贫瘠甚至缺席的。
三、情感匮乏与承认饥渴:从社交弱势到性压抑
形式逻辑型心智在技术和工作领域极其有效,却在亲密关系和社交场域中处于显著弱势。典型情形是:
- 不知道如何“委婉”,也不太懂对方的委婉;
- 难以理解“对方为什么忽然生气/沉默”,更不知道如何修复;
- 表达需求时往往直白、生硬,甚至带有无意的攻击性;
- 在追求、暧昧、拒绝等微妙场合里,屡屡“踩雷”,不断受挫。
与此同时,这类主体并不缺乏需求。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对被承认、被喜欢、被需要有非常强烈的渴望——自我评价高度依赖“能力”“正确性”,却在情感世界中长期得不到肯定。这种状态在心理动力学上常被描述为一种“脆弱的自恋”:既自负又自卑,既期待被看见,又极度害怕被否定。
在这种结构下,所谓“性压抑”也就不仅仅是“缺乏性行为”,而是:很难在他人那里,以一个欲望主体/情感主体的身份被真正地看见和确认。
现实关系变成高风险区域,每一次靠近都可能带来误解、尴尬甚至羞辱。于是,欲望开始向内退缩,从现实他者撤离,转而在自体、想象界和符号世界里寻找出路。
四、男娘幻想:重写“被渴望的位置”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屏幕上充斥着各种高度符号化的身体:性化的女性形象、男性肌肉、二次元角色、伪娘、男娘、中性美……平台算法不断放大那些“更抓眼球、更稀缺”的图像类型,“女性化男体”、“中性人”正是其中典型的一支。
对一部分处于情感弱势、性压抑状态的男性来说,这些图像并不仅仅是“看着刺激”的对象,而逐渐成为一个可供认同和投射的位置:
- 现实中,他很难成为追求者,难以承担传统“强男性”的角色;
- 在幻想中,他可以成为可爱、柔软、被保护、被渴望的那一位;
- 他既在“观看”这类形象,又在幻想自己就是那样的身体。
于是出现一种典型的双重结构:他既是欲望的主体,也是欲望的客体;既在“看着她”,又知道“那其实是我”;在对他者的性幻想中,悄然完成了对自我身体与性别位置的重写。
这不仅是性癖问题,而是一种欲望位置的重排。现实中作为“男性”的位置太沉重,要强、要成功、要主动、要不显得脆弱。幻想中的女性化自我,则免除了这些责任,却保留了被爱与被渴望的权利和快感。
与此同时,这整套幻想又嵌入数字平台构成的反馈回路:平台根据用户的浏览与停留,推送更多类似内容,用户的性幻想被进一步塑形、细化、强化,最终男娘/中性美图像被不断商品化、同质化,再次被用户内化。
可以说,“计算机男娘”是一种既技术化又色情化的“自体客体化”:那具女性化的身体,既是他欲望的对象,也是他在数字文明中给自己安排的“被渴望的位置”。
五、肉欲、色欲、情欲:不同层级的机器化与抗拒
在与他人的讨论中,有人把性欲分为三个层级:
- 肉欲:直接的生理冲动,器官对刺激的反应;
- 色欲:被审美符号、性癖、禁忌所点燃,与姿态、服饰、曲线、角色相关;
- 情欲:基于关系、叙事、性格、记忆与投射的复杂欲望。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肉欲最接近机器对信号的反应;色欲则是符号化的一层;情欲则最依赖主体间的经验与想象,是最难被完全算法化的部分。
不少程序员式主体容易被困在“肉欲 + 低层符号化”的层面。色情消费以短平快为主,缺乏对情节、氛围、关系的敏感,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储备,难以让性欲真正转化为情欲。于是,性体验也越来越靠近机器式的信息消费。
与之相对,有些人则恰好走向另一端,对肉体本身逐渐“脱敏”,纯粹的身体图像变得无聊、空洞,而真正产生吸引力的,是气质、性格、经验纹理与未被满足的欲望。
在这样的视角下,中性美/男娘形象的魅力,不在于“额外刺激”的身体,而在于一具高度符号化的身体之中,仍然能够看见某种主体性与故事感——他/她似乎背负着尚未说尽的情节,携带着可以被想象、被阅读的生命史。
这是一种试图在数字文明内部,维护或重建情欲能力的努力,也即是说,不甘心把性完全交给算法、流量和生理反射,而是坚持在身体之上寻找可被叙述与理解的“人”。
六、两种心智的错位:小说式世界与调试式世界
之所以“文科脑”很难模拟这种“代码脑”的内在体验,是因为双方对世界构造方式根本不同。对前者来说,世界由关系、意图、语境、隐喻、故事构成;对后者来说,世界由规则、输入输出、状态和异常构成。
前者看世界像在读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动机、时间、氛围构成理解的基础;后者则像在调试一个复杂系统,重点是流程、逻辑与结果的可预测性。
因此,当前者看到“计算机男娘”的现象时,很难不从“性癖”“亚文化”来理解;而如果把控制论、信息论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引进来,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被控制论无意识深度改造的男性主体,在情感与性别层面出现的“局部崩塌与补缀”。
七、结语:机器不仅重写劳动和认知,也在重写性别与欲望
在流行话语中,“程序员都是男娘”可以被当作轻率的刻板印象,一旦进入严肃分析中,它却指向一个更深的现实:
计算机与数字技术的发明,最初服务于战场、加密与控制。控制论与信息论把人重新想象为符号处理器。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把人的注意力、身体与欲望纳入算法调度。而程序员作为最靠近机器的一支人群,最早、最深地浸泡在这种逻辑之中,在情感匮乏和承认饥渴中,他们容易在现实关系中受挫,却在数字图像与幻想中找到补偿位置。“男娘”/中性美形象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接口:既是算法与平台极易生产和放大的商品,又是为这些主体提供“被渴望角色”的幻想容器。
如果沿用刘禾的命名,“弗氏人偶”并不只是一台具有人形外观的机器人,而是任何在控制论无意识和人机反馈回路中被重塑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男娘”只是这类主体中的一个显眼变体,它提醒我们:机器不仅在重写劳动方式和思维结构,也在深刻地改写性别脚本和欲望结构。
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已经不再是“机器人会不会造反”,而是:在这条人机拟像的反馈回路里,我们究竟想要成为怎样的主体?我们能否在数字文明之中,保留一块不被彻底算法化的情感与情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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