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苦的皇帝，生于佃农之家，十六岁遭灾荒，成为孤儿。曾出家为僧，亦流浪乞讨。这种出身对其政治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血都最终来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着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在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起义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都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地主阶级。据宋洪迈《容斋随笔》说，唐末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而元末陈友谅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得官员皆活煮之。

农民怨恨的，不仅有地主，还有官僚。官僚的盘剥是社会矛盾激发的催化剂。

按照《草木子》的记载，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过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事要给“常例钱”，往来迎送要给“人情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发钱”，打官司要给“公事钱”，甚至无事也白要钱，叫“撒花钱”。上级官员到下级地方来检查公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是在做买卖。底层百姓平时见不到官员，偶尔地方官下乡，却都是来搜刮的。所以，朱元璋一见到衙门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齿。

起于垄亩的朱元璋对元朝官吏的贪腐残暴深恶痛绝。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他终生不信任官僚阶层。他一方面对官僚体系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被迫依靠官僚体系来维护统治。这一矛盾促使朱元璋采取种种措施遏制官僚腐败，从薪资、特权、思想、监察、制度等方面向贪腐发起攻击。

朱元璋对官僚“又爱又恨”的矛盾明显地反映在官员们的待遇上。他对普通官员实行“薄俸”，俸禄水平低于前朝，史官有“明官俸最薄”之说。

唐朝伊始，国家向在任官员分配官田，以田地的产出作为俸禄的一部分，为“职田”。这部分收入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较为稳定，可保证官员的基本收入。但朱元璋毅然废除职田制度，将官田留用赏赐子孙。明代官员俸禄因此只剩“俸米”，即粮食，但收入也远低于元代，“汉代官员俸禄远高于明代则殆无疑义”。此外，朱元璋不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取消了许多官员特权。如唐宋给官员子弟直接做官的“荫封”，到了朱元璋则改为“做官必须参加考试”。以往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抵罪措施的“以官抵罪”，也被朱元璋一笔勾销，官员与庶民一样坐牢或流放。现在还存不存在这种“以官抵罪”的情况？我觉得有，还不少。

朱元璋作为农民皇帝，切身体会过官僚的腐败无能，因而希望减少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既要让马跑，又不让吃草”。但这种低薪制度不能满足部分明代官员的生活所需，导致他们必须从合法收入以外去敛财，实际上催生了贪腐。

他希望这些孔孟之徒能“见义忘利”，吃着孔孟的精神食粮忘我地为他工作。其实，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并不算太少，因为比起农民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更何况，精细的朱元璋认为，做官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直接的物质收获，还会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报偿。朱元璋这样教育广大官员：如果你们清廉为官，虽然收入不是特别丰富，但“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焉”，毕竟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另外，还能“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所以，他觉得他对官员们还算是够意思的。

朱元璋还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让官员自觉抵制腐败。他借儒家圣人之言，对官员谆谆教诲，但收效甚微。

为了监督官僚，朱元璋不仅针对地方制定了三重立体反贪网络，还设定了“风闻奏事”制度。明代监察官员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权，他们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而不负任何责任，而被举报者须拿出证据自证清白。朱元璋时代还是特务政治时代，特务任务之一即监视在京官吏的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向上汇报。朱元璋特别爱听官员们的花边新闻，大小官员的生活琐事无不在其掌握之中。京官们活得胆战心惊。

朱元璋还不许官员下乡体察民情。早期的农民经历使他认为下乡的官员都是“大吃大喝、搜刮扰民”，规定官员必须待在官衙里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如官员胆敢下乡，百姓捉其送至京师，由朱元璋亲自处死。这太令人费解：如果要让官员了解自己治下辖区的实际情况，不亲身到访，是难以获取真实信息的，经由官吏传递的“民情”通常是失真的。

朱元璋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系，同时也制定了繁琐、严苛的规章制度，试图遏制官僚腐败，但未能如愿。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虽取得短期成效，长期上仍是失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腐败是种常态。在皇上看不见的地方，腐败滋生蔓延，猖獗肆虐。各种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1368-1385 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达一百多次，年均六起。这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即使朱元璋“格杀勿论”，层层追查贪腐相关方，绝不姑息，腐败也依然盛行官场。

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七》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以当上旨，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1371-1385 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洪武年（1371 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1382 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 年）的“郭桓案”。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人数达七八万之多。

朱元璋“连官员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的高标准反腐，并未有效遏制腐败的生长。“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朱元璋另辟蹊径，赋予基层民众向皇上直接举报官吏、替被诬陷的好官伸冤，甚至捉拿官吏送京审讯的权利——赋予了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评议的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朱元璋幼稚地认为，只要自己把权力下放，民众就能自觉监督官僚，遏制腐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辩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依靠基层民众监督官员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并未把这种监督制度化、常态化，幻想用一次性的群众运动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虽短期内有所成效，但朱元璋最终依然失败了。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协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者也相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着事过易、意气用对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口越到晚年，朱元璋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为主旋律。性格天生的“狂暴”、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的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层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于是朱元璋火了。洪武十九年（1386 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他们有的为被罚款而导致家中被罚了个精光，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去搬石块就袂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这与文革的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最高领导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比如最高领导人发动基层群众运动反对自己所缔造的权力运作体系，比如最后都是草草收场。

朱元璋把群众运动搞起来，有些地方、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朱元璋甚至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刺、痢、劓、阉割为奴、锡蛇游、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迫令自杀、枭首、凌迟、免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秋非刑。”

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本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俗话说“物极必反”。既然皇上铁血反腐，当官难以全身而退，部分官员便“及时行乐”，加紧贪污搜刮。

群众运动难以掌握火候。天高皇帝远，基层很快乱起来。得到权力的乡里“老人”开始“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亭宇与职掌败隳”。群众运动也迅速破产。至于擒拿犯法官吏的事情，许多地方官为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群众为了不交税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

向腐败开战的群众运动破产了。

朱元璋在世时，贪腐现象得到暂时抑制，但死后又迅速发展起来，明朝最终以“中国最腐败王朝之一”载入史册。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运动式、单一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或处刑不当，或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创造出一个绝无贪污的世界，可事实远非这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