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月14日）在香港参加方可成老师的过滤气泡工作室线下活动，听性教育领头羊“莓辣”团队和香港性教育工作者“包”的对谈、与参与者问答互动。

以下是活动的一些记录，用GPT帮忙整理的。

​同样谈“性教育”，内地与香港面对的首先不是同一套社会问题，而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传播结构。內地以本土商业平台为主，平台决定信息如何流动，政府再通过监管平台来影响传播；香港则更多依托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载体，政府对平台的直接管控能力有限，因此在社媒上开展倡议、传播知识、组织社群相对便利。传播环境的差异，使得同样的议题——性教育、性别平等、LGBTQ、人权——在两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可见度、可持续性与行动空间。

但传播结构并不是唯一变量。更根本的差异还在教育系统如何“落地”。即使中国内地曾以法律或政策形式强调中小学教学体系应包含性教育，实践层面却常常缺乏系统性实施：教师未必接受过相关训练，也缺乏对班级、乃至一对一情境中如何开展教育的能力与资源。香港在制度层面相对更完整，教育系统甚至会出版性教育的指导材料；然而制度并不自动转化为执行能力——谁来做、做的人有没有培训、是否有督导与评估、学校愿意投入多少课时，这些关键问题往往并无清晰、统一的规定。结果是：即便有形式化制度支撑，具体工作仍高度依赖民间力量与个人意愿。一对多的大班讲授固然能覆盖基本常识，却很难进入细分议题与真实处境；而缺乏系统训练的教育者，也更难在学生的具体生活经验中，将“知识”转化为可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种结构性缺口中，民间实践者承担了许多原本应由公共系统完成的功能：有人强调对性骚扰、性侵犯要大声说“不”，鼓励报警与求助；有人提出性教育的空缺不在“知识不足”，而在“知识如何回到生活”。性教育如果只是讲解生殖结构、避孕方式、疾病传播，却不讨论日常交流、关系边界、同意与拒绝、羞耻与恐惧、权力与依赖，那么它就无法成为人们真正能用起来的生活技能。性教育的目标从来不仅是“知道”，而是“会在现实里做出更安全、更尊重、更自由的选择”。

因此，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思路逐渐浮现：将性教育从单一的权威讲授模式中解放出来，发展“同伴式性教育”。这种方式不依赖少数“专业人士”垄断话语权，而是基于社区与同伴关系，让普通人借助互助网络学习、讨论、纠错与支持，形成自下而上的教育机制。它试图去权威化，不让“专业”变成新的规训工具——因为性教育本该回归大众层级，成为每个人可以谈论、可以理解、可以在生活中不断练习的共同语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权威：尤其在未成年教育场景中，权威性的课程与专业化的引导仍然必要——某些观念需要被植入与改写，某些防御需要被解除，某些平等与尊重的底线需要被明确确立。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必要的权威”与“避免规训”的张力中，找到可持续的平衡。

这种张力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体现得尤为尖锐。莓辣回忆，在胡时代，公共空间相对开放，LGBTQ、同性恋等话题还能公开讨论；下一届则风口收紧，合作项目即便与疾控相关，也常被迫在叙事上不断退让：可以谈艾滋病监测，但不能“顺带”谈同性恋或同性性行为；公众号甚至连关键词都无法直接出现，只能用替代词、暗号、代号、暗语绕行。信息环境的变化不仅压缩了表达空间，也直接切断了“性教育必须面对现实多样性”的道路——因为性与性别本就是一体的，关系到人的尊严与权利，若把性教育强行抽离具体性别与性取向，它就会变成一种不完整、甚至自欺的教育。

而当教育缺位时，进入青少年思想场域的往往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带着歧视与暴力的社会话语。许多孩子很早就知道“gay”、“拉拉”这些词，却把它们当作侮辱与取笑的标签；反同、厌女文化常常比正确理解更早抵达。与此同时，社会环境又通过各种细碎的“日常媒介”持续塑形：例如公共空间里与性相关的软广告乃至厕所文化，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一种男性欲望中心的视角，把女性物化为满足欲望的对象；这种价值观并不通过课堂出现，却会在少年成长过程中反复植入，最终与“亲密关系”结合，演化为更隐蔽却更普遍的“亲密暴力”——以爱为名的控制、羞辱、隔离、恐吓，乃至更直接的身体侵犯。

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空间又出现了另一重挑战：反女权、反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污名化，正在以更碎片化、更情绪化的方式扩散。面对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是否要“争论赢”，而在于如何把议题重新带回具体生活情境：从校园玩笑里的歧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职场里的羞辱、公共空间中的骚扰等可感的经验切入，帮助人们识别暴力、理解权力结构、练习边界与同意。在生活场景里建立判断力，远比在抽象概念上反复对线更能改变人。与此同时，语言策略也被提出：尽量避免带有强烈性别指向、性向指向的表达，减少把人锁死在标签里——不是为了回避差异，而是为了降低对话的敌意阈值，让讨论更容易发生、更容易深入。

如果把“教育”理解为一种社会工程，那么商业也可能成为它的动力机制之一。有人提出将 AI 与性教育结合，并考虑以情趣用品的商业模式推动性教育：通过商品让支持者获得一种兼具实用功能与价值认同的参与方式，用商业造血去支撑公益理想。这条路天然伴随争议：一方面，商业化可以带来规模、渠道、持续资金；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反过来绑架议题，让教育被营销语言稀释，甚至被消费主义收编。更现实的问题是：既然涉足情趣用品，是否也应纳入更广义的两性卫生与健康用品，如卫生棉、内衣内裤等，把“性健康”从狭义刺激与快感，扩展到身体照护、月经健康、私密卫生与安全实践。因为性教育若只剩“情趣”，就会再次偏离生活；而若能回到身体与日常，它才更可能成为公共议题的一部分。

这也引出另一个被频繁追问、却从未真正被社会允许充分讨论的问题：性与爱能否分离？主流社会长期尊崇并强调一对一关系下的爱情与性，将其视为唯一正当的实践方式；而现实个体的欲望实践却远比叙事多元。这里既有文化洗脑，也有道德约束——很多人并非因为“选择”，而是因为“想象被禁止”。开拓对性与爱的想象与实践，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责任或鼓励放纵，而是承认：欲望与关系本就复杂，人与人的连接不该被单一模板垄断。性教育的终点不应是把所有人训导进同一种关系模型，而是让人获得更清晰的自我理解、更尊重他人的能力、更安全的实践方式，以及在多元可能性中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当我们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会看到一个更整体的图景：传播平台结构决定了议题能否被看见，教育系统决定了知识能否落地，社群网络决定了人们能否在现实中互相支撑；而性别与性取向的政治环境、网络舆论的波动与商业逻辑的介入，又不断重塑着这条道路的边界。在这样的时代谈性教育，已经不只是“教知识”，而是一次关于公共沟通、社会化机制、权力结构与个体自由的综合实践。它要求我们不仅问“能不能做”，更要问“在什么结构里做、由谁来做、如何在现实生活里真正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