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706的邬方荣聊“青年群体”、“青年文化”以及“公共空间（公共平台）”——说白了，聊“706青年空间”及中国青年的某些可能的未来。
此处的“青年”指年龄在18-30岁的人群，主要是大学生（含专科）。
根据个人的片面认知，受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教育体系、商业竞争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民间主导的、直面社会议题的，进行严肃公共讨论的场所、场合与长期性组织。这可能是我没接触到。
中国的市民（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不成熟且畸形的——这很奇怪——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并未养育出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市民（公民）社会，表现为市民（公民）活动与组织的匮乏与幼稚。这也可以归咎于真正的经济起飞不过二十余年，而人口的代际更迭具有滞后性。
有人认为，市民（公民）社会发展起来的最大阻碍，源自政府主导的Top-Down模式，而民间的Bottom-Up的自组织模式不被系统性地信任和接纳。任何未报备的聚集性集体活动，任何未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都是潜在的威胁，能够让基层政治实体感到不安。这使得大部分青年主导的线下活动都是文化性的，带有某种“小资情调”，比如读书会、文化沙龙、身心灵、音乐会等，不涉及尖锐的社会议题讨论及其相应行动——比如地方性的劳资纠纷、贪污腐败。这种说法，我有一些现实经历作为支持的证据，但并未有驳斥的证据。我觉得说得有道理的。
况且，这些“小资”活动常常局限于改造人的脑袋，但不会涉及改变社会公众的处境。换言之，它们停留在文化系统内空转，没有形成对政治经济系统的有效影响力，各种知识、文化观念并未转变为集体性的、现实性的力量。讽刺地说，一群病友交流病情，但没有找到根治的药方。
而且这些青年活动鲜少与当地社区建立起有效的纽带，没有与当地生活产生现实关联。大家泛泛而谈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讨论大大小小的议题，目光少有投向身边的、附近的、社区的生活。这也可能大部分活动的参与者来自不同居住地点，各自面临差异性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能长期参与同一个城市的青年活动，则必然处在同一座城市中，与这座城市发生关系了。我们可以不讨论某个村、某个街道、某个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个城市中的人，他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文化共同体是必须的，行动共同体也是要有的。文化共同体带来归属感，提供价值观引导，设置“做”与“不做”的边界，凝聚人心。行动共同体则落实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意义，将共识物质化为成果，并将文化共同体再生产出来，并扩大它的影响深度与广度。
青年人，有时候不缺思想，而是缺了行动；有时候不缺行动，却是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