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为ChatGPT对方可成的情报分析报告。

一、学术研究方向

方可成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19年起任教）。他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在2010-2013年任《南方周末》时政记者。2019年，他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Mapping Media Bias in China》（中国媒体的偏向性），运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网络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媒体报道的偏差。该论文荣获国际中华传播学会杰出博士论文奖（2021年）。

方可成的研究领域涵盖新闻业、政治传播和数字媒体等方向。其当前研究聚焦于：新闻业危机下媒体组织的应对、在线内容供应中的新兴参与者（如自媒体）、平台与算法对资讯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国媒体上的意识形态版图。在教学方面，他开设课程包括“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媒体与政治”和“媒体素养”等，与其研究方向密切相关。

作为活跃的学者，方可成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传媒与数字社会的研究成果。比如，他与合作者探讨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民族主义群体“小粉红”现象、研究了中国网络另类右翼社群的生态，分析了2019年香港抗议中移动直播对社会运动的影响等。此外，他还关注中国新闻业的演化，在2024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优质新闻并未消亡，只是以更分散的形式存在”。他的研究既涵盖国家传播策略（如利用外籍专家为政权背书，将“辟谣”作为疫情期的宣传与审查手段），也涉及公民传播实践（如香港社区报纸的超本地公民新闻如何展现韧性、中国女权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行动等)。方可成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内容广泛，贯穿新闻业创新、网络舆论生态、媒体与社会运动等主题。他在2022年出版的专著章节还探讨了党媒的通俗化转型以及“辟谣”在中国疫情传播中的作用等。

方可成将新闻实践经验融入学术研究，强调理论与实务结合。他曾表示，正是由于在《南方周末》从业3年的观察思考，使他在博士研究中依然专注中国媒体与政治课题。他选择从记者转向学者并非“逃离”，而是一种“自然的转向”——希望以另一种方式与新闻业连接，深入探究新闻传播背后的深层规律。这一理念使他迅速成长为中国新闻与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新锐学者。值得一提的是，方可成在2022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卓越教学奖，以表彰其在教学中的出色表现。

二、社会实践领域

除了学术研究，方可成积极投身多项公共传播实践项目，致力于提升大众的信息获取质量和媒介素养。

• “政见”CNPolitics项目（2011年至今）：2011年底，方可成发起了“政见CNPolitics”团队。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新媒体团队，旨在将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通俗化传播，拆除知识壁垒。方可成希望通过该项目“拆掉知识的高墙”，让普通公众也能接触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更多可靠有价值的内容。在没有任何投资和收入的纯志愿运作下，“政见”长期坚持至今，被他本人视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该团队多年来翻译介绍了大量政治、社会研究领域的成果，对于提高中文互联网的知识含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 “新闻实验室”新媒体平台（2015年起）：方可成于2015年前后创建了个人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ID: newslab），最初作为分享全球新闻业创新案例的平台，受众以传媒业内人士为主。随后他将“新闻实验室”发展为面向大众的传媒知识和媒介素养科普平台。方可成借鉴海内外新闻资料，为大众寻找优质信息来源、提供不同视角，以直击传播前沿的问题。为提升深度阅读质量，“新闻实验室”在2017年推出了付费会员通讯计划。他每周定期为会员发送2-3封通讯邮件（Newsletter），精选解读国内外有内容、有质量的新闻热点和案例。在信息过载、谣言泛滥的时代，这份无广告、无刷屏诱导的通讯被不少读者视为“最好的避难所”，让人静心阅读与思考。截至2025年底，“新闻实验室”通讯已发行至第892期，内容涵盖从媒体业动态、公共舆论事件解析到读者问答互动等丰富主题。新闻实验室的宗旨在于通过资讯梳理和评论，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独立思考能力。方可成希望以此“普及大众的媒介素养”为出发点，借助文字评论影响国内新闻行业和舆论生态。
• “放晴公园”公益媒体项目（2020年底发起）：在目睹近年网络环境中戾气和绝望情绪滋长后，方可成于2020年末启动了“放晴公园”项目。这个项目倡导Solutions Journalism（解困式新闻）理念，试图提供一种关于希望与改变的叙事。方可成指出，当下社交媒体充斥着攻击与谩骂，使善意与共情难以看见，许多具社会关怀的人因此感到痛苦和无力。为此，“放晴公园”旨在提高善意的能见度、连接有善意的人们，并通过报道那些在艰难环境中仍尝试解决问题的普通人故事，来给予公众支持与希望。这种“解困式报道”关注身边具体的小问题和小人物：即便一个举措只能影响十几二十人，但也是真实的积极改变。方可成希望新闻不只曝光黑暗，也能更进一步——在揭露问题之后告诉大家“谁在尝试解决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21年2月，他与团队推出了播客《放晴早安》等栏目，定期分享全球各地令人振奋的新闻和故事，倡导在逆境中保持行动和希望。目前“放晴公园”已形成线上播客、微信公众号等矩阵，吸引了一批认同积极主义理念的听众与读者。
• 媒体撰稿与公益参与：方可成还曾担任许知远主编的《东方历史评论》杂志编辑，并长期以特约作者身份为多家媒体撰稿。他的评论文章见诸于《中国数字时代》等媒体平台，在公共议题讨论中贡献观点。此外，他热心于事实查证工作，是“事实查核实验室（Factcheck Lab）”的志愿编辑之一。该实验室遵循国际事实核查准则，旨在提高华语世界的事实核查水平。方可成以志愿身份参与其中，体现了他对媒体真实性与信息可信度的重视。他还积极投身媒体培训和公益演讲，向学生和公众倡导媒介素养。例如，他在知乎等平台开设“新闻实验室”专栏答疑解惑，在播客节目中分享如何辨别网络谣言、对抗社交媒体信息污染的方法。这些实践活动展现出方可成作为传播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不局限于书斋研究，而是将专业知识投入公共领域，努力提升华语世界的信息环境。

三、社会影响力

作为兼具媒体从业与学术背景的青年学者，方可成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都具备一定的公众影响力。

在中国大陆，方可成被视为一位具有启发性的“知识型”传媒人。早在攻读博士期间，他便活跃于知乎等知识社区和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拥有一批忠实读者。他的文字风格温和理性却不失锋芒，善于对传播行业洞察和热点事件提出全新视角。例如，他曾在知乎专栏“新闻实验室”发表文章讨论为何“Internet”应小写等话题，通过新颖比喻强调互联网公共属性，引发广泛讨论。方可成运营的“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及通讯，汇聚了众多传媒从业者和对新闻感兴趣的读者，被誉为媒体圈和高校学生的“新闻知识盛宴”。他通过科普媒介运作、分享业界前沿案例，潜移默化地提升了许多读者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搜狐网曾于2017年对其专访报道，将他称为“名校学霸和他的新闻实验室”，介绍其多重身份和理念，对其希望改善信息生态的理想给予肯定。蓝鲸财经等大陆媒体也对他进行人物报道，他提出的“我有一个梦想：人人获得优质信息”的愿景激励了一批业界后来人。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将他视为值得信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章常被自媒体转载引用。他也不讳言对国内媒体生态的批评与期待，例如指出国内媒体在引用来源、事实核查等专业细节上与国际先进水准仍有差距。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倡导理性讨论，其微信公众号内容有时会触及敏感话题，这在严苛的舆论环境下使他受到一定限制。但总体而言，他在关心媒体改革与新闻理想的中文互联网受众中享有良好声誉，被认为是中国新生代传媒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香港及海外，方可成同样发挥着公共影响力。2019年赴港任教后，他积极融入本地传媒研究和言论空间，经常就两岸三地传媒动态发表见解。香港主流媒体如《明报》等曾对方可成进行专访，请他解析中国内地与香港的传媒环境差异。2021年《苹果日报》停刊等事件发生后，方可成接受《明报》采访，提出“传媒不那么容易被一下子打破”的观点，强调即使面临打压也不应过度悲观，要寻找新的空间和模式延续新闻理念。他借鉴自己在内地媒体的经历，鼓励香港传媒人在艰难环境中保持专业坚守，“不用跪着也能抗争”——即不放弃原则地探索生存之道。这一乐观务实的态度给当时陷入低潮的香港新闻界带来一些鼓舞。作为学者，方可成也被香港和国际媒体视为了解中国媒体的专家，经常受邀评论时事。例如，路透社、BBC等外媒记者曾就中国网络舆论动向采访他，以获取第一手学者视角。在学界方面，他于2021年荣获国际传媒学术奖项的消息在港传播学圈受到关注，一定程度提高了他在学术界的知名度。方可成还活跃于跨地域的华语公共讨论空间：他是知名播客《声东击西》的座上宾，迄今已10次参与该节目讨论中国媒体和互联网议题；他也曾做客台湾的论坛和海外华文媒体节目，分享对中国数字文化和媒体治理的分析。他开设的Twitter（X）账号以中英双语发布观点，介绍中国媒体动态，吸引了全球范围内关注中国资讯生态的听众。可以说，方可成在华语世界内外均扮演着桥梁角色：一方面将西方传播学界的新知引入中文语境，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媒介环境的复杂现实。

整体来看，方可成的社会影响力体现在提升公共知识、倡导理性媒体环境两个层面。他的文字和项目直接影响了众多对新闻理想抱有热情的年轻人和从业者。同时，在传媒舆论的重大关口，他的声音为公众理解事件提供了专业而冷静的视角。例如，他通过“新闻实验室”评论BBC高管辞职风波、香港大火舆论场等热点，既分析事实也反思媒体角色，展现出学者的深度和记者的敏锐。这些客观专业的评论被媒体二次引用或在朋友圈广泛传播，进一步放大了影响力。总而言之，方可成以学者的知识储备和媒体人的社会责任，在信息领域形成了一定公信力和号召力，其倡导的提高信息质量、坚守新闻理想的理念已在两岸三地产生积极回响。

四、重点社会议题与事件中的发声与行动

方可成多年来围绕新闻自由、信息传播和公共舆论等重大议题频繁发声，并通过实际行动参与推动积极变化：

•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2013）：作为2010年入职的《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亲历了2013年初该报新年特刊因审查风波引发的新闻自由争议。当年的事件中，《南方周末》编辑部与宣传部门的冲突象征着媒体环境的急遽收紧。方可成在事件后不久选择离职深造，并撰写博客文章《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公开反思这段经历。他在文中坦陈：“3年是一个坎”，许多记者在这个节点选择离开；而自己决定赴美攻读政治传播博士并非因为畏惧现实，而是希望换一种方式继续新闻理想。他强调不愿将此选择描述为“逃离”，对记者生涯心怀感激且不断反思，并将来“以另一种方式和它相连”。这一举动既是对当时媒体生态的一种抗争（以学术研究延续理想），也是对新闻理想的一次坚守。方可成后来多次在采访中谈及此段经历，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在现实中面临政治、经济等多重压力，但仍应探索其中规律，寻找改进空间。他离开媒体一线的决定本身，体现了对重大新闻事件的理性思考和以长期行动回应的策略。
• 提升媒介素养对抗谣言与偏见：面对近年网络谣言泛滥、阴谋论盛行的趋势，方可成始终呼吁以提高公众媒介素养作为根本对策。例如，针对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和偏激言论增多的现象，他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善这一局面，应该在大众中普及媒介素养，即判断信息真伪和质量的能力”。他反对不切实际地幻想回到没有社交媒体的过去，而主张赋能公众，让每个人都具备甄别谣言的技能，从而削减虚假信息的市场。为此，方可成不仅在“新闻实验室”中开设专栏教授如何验证信息真伪，还亲身参与创办事实核查平台（Factcheck Lab）来打击谣言。他也多次针对外媒对中国的误解问题建言献策：例如他撰文提出应欢迎驻华外国记者深入报道，而非排斥他们，以减少信息隔阂导致的偏见。这些主张展现了他在重大公共议题上的建设性立场：既批评不良信息生态，也提供可行方案（教育公众、开放环境），通过实际行动（创办项目、课程教学）来推动改观。
• 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与新闻自由：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和随后的香港政治变局中，方可成密切关注新闻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并积极发声支持新闻自由与公民传播。运动期间，他留意到大量市民记者和网络直播者记录现场，将此现象作为研究课题进行梳理。他在学术上发表论文分析“社会运动被直播”的特点，指出普通人利用手机直播抗议实况，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网络，对运动的组织和传播产生深刻影响。这项研究揭示了移动直播在抗争运动中的关系链条作用，是学界对香港事件的重要总结之一。同时，在公共言论层面，方可成通过媒体采访和个人平台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声援。当香港新闻机构及记者在动荡中受压时，他多次公开肯定第一线记者的专业坚守，并提醒公众珍视新闻工作者记录真相的价值。2021年《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前后，他接受采访表示不必过度悲观，相信只要有新闻理想在，媒体的火种便不会被轻易扑灭。他鼓励香港同行借鉴大陆传媒人在高压下的应变智慧，“就算环境艰难也应寻找继续报道真相的方法”。此外，方可成关注到香港涌现出一些超本地的公民新闻尝试（如社区报刊等），他在2024年的研究中称赞这些草根媒体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深耕社区维系公众知情权。此类言论和研究为香港新闻界提供了反思与前行的思路，体现了他在重大社会事件中的专业洞见和支持态度。
• 抗击疫情信息战（2020-2021）：新冠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与谣言治理也是方可成关注的重大议题。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官方大力开展“辟谣”，但其中不乏以“辟谣”之名行舆论管控之实的操作。对此方可成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2022年撰写书章《将“辟谣”作为宣传和审查策略：以新冠疫情为例》，分析了疫情中官方如何利用“辟谣”机制既达到了筛除不利信息、塑造官方叙事的双重目的。他揭示出一些地方所谓的“辟谣平台”实则扮演了宣传部门的喉舌，通过模糊真相与谣言的界限来引导舆论。除了学术发声，方可成也通过“新闻实验室”科普公共卫生信息的重要性，呼吁信息透明以压制谣言。当武汉封城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他及时整理外媒和调查报道资源，让公众获取相对客观全面的信息。在口罩、疫苗等话题上，他支持科学理性讨论，批评某些媒体煽动情绪的做法。这些举措体现出他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中的社会责任感：既剖析政府传播战略利弊，也引导公众追求真实可靠的信息。
• 倡导理想主义行动：无论环境多么严峻，方可成始终坚守新闻理想，并鼓励同行与公众保持理想主义的信念。2023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引用鲁迅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强调不要因为现实艰难就放弃追求。他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往往是长期的、缓慢的、不炫目的，“不是一次演讲，而是一百次对话…与其空谈理想，不如扎扎实实做好一件具体的事情”。这段话浓缩了方可成在重大社会议题上的一贯姿态：在认清现实的真相后仍然热爱并投入。面对新闻自由受限、舆论撕裂等问题，他并未消沉避世，而是选择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项目（如政见、新闻实验室、放晴公园）来践行理想主义。这种“布线而非造势”的行动观在业界产生了共鸣，许多年轻传媒人受到启发，投入到各自领域的扎实耕耘中去。

总的来说，方可成在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所展现的，是一位知识分子型记者/学者的担当：遇到新闻自由受挫，他选择以研究和教育延续新闻精神；面对谣言与偏激，他投入实践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当社会陷入低谷，他鼓舞同行坚持理想、寻找新路。无论是文字发声还是实际行动，方可成始终围绕“让人人获得优质信息”的初心。正如他早年所言：“希望能够影响社会”是他做记者时和现在做研究一直未变的落脚点。这种难能可贵的坚持，使他在公开情报所能涉猎的信息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眼坐标。通过对方可成的全面调研，可以看到当代华语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缩影：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挑战下曲折前行，却依旧以其方式照亮着信息时代的迷雾。

参考来源

1.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 – 方可成简介
2. 方可成维基百科条目
3. 蓝鲸财经专访：《前<南方周末>时政记者方可成：我有一个梦想，人人获得优质信息》
4. 搜狐人物专访：《“知识型人”方可成：名校学霸和他的新闻实验室》
5. 方可成发起的新媒体项目介绍 – 新闻实验室Newsletter网站
6. 豆瓣访谈摘录：《方可成谈放晴公园：希望用解困式报道带来改变》
7. 利器专访：《方可成｜「政见CNPolitics」发起人、传播学博士》
8. 中国数字时代转载方可成博文：《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2013年）
9. 声东击西播客嘉宾介绍 – 方可成
10. 田间传媒专访引用 – 方可成对理想主义的阐述（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