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朋友聊起了“管理学”。
这段对话围绕一个核心分歧展开：如果共产主义实现、资本主义被超越，人类社会还需不需要“管理”与“组织”？
我坚持：只要有人类集体生活，组织与管理就是不可避免的。
对谈人则强调：当下的“管理”一词，本身嵌入了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应当被“废除”或“消解”。
一、问题的起点：拒绝“管理”的自由观
对话从一个第三者（那位“想废除国家和科层制组织”的人）开始：
他主张在某种“gm”设想中，废除国家与科层制组织。
他对“自由”的理解偏康德式：自由 = 自律、自为，是主体对自身立法，而不是被他者统辖。于是，在他那里，自律的“自由”与“管理学”天然冲突——管理意味着被安排、被支配、被纳入他人设计的秩序之中。
我这边很快指出：就算资本主义灭亡了，人类的劳动生产依然需要组织与管理。也就是说，我承认可以批判现实中的管理体制，但不认为“反资本主义” = “反一切管理关系”。
二、管理的“阶级性” vs 管理的“功能性”
对谈人的核心观点是：“管理”一词在当下语境中就带着阶级色彩。
- 管理 = 管理者 / 被管理者 的等级关系。
- 现代管理学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将劳动力纳入资本主导的秩序。
- 流水线式的管理，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而不只是“技术中立的提高效率”。
他因此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当然还会需要“社会组织”，但那更像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形式：工人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所要“废除”的，是管理中隐含的阶级关系与特定价值体系，而不是所有的组织活动本身。
我这边的回应是：即便名字改成“委员会”“自治会”，只要存在大规模协作和任务分工，实质上的“组织协调”“管理关系”就依然存在——“即使更换了称呼，实质上的组织协作、管理协调的关系，依然存在。”
我对他观点的批评不是否定阶级分析，而是指出：
把“管理 = 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做成全称判断，就误杀了“管理”作为一种普遍社会机制。管理作为现阶段的管理学学科，确实深度卷入资本主义再生产，但“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和“资本主义管理制度”是可以概念上区分的。
三、从系统哲学看：组织与管理是对抗无序的社会机制
我在对话中明确提出了一个系统哲学式的判断：“从系统哲学的角度讲，组织与管理，是人类社会对抗无序性倾向的产物。选择了有序性，那就会有代价的。”
这里有几个重要含义：
- 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开放系统。人口增加、分工细化、资源稀缺与需求增长，会不断制造“无序”的压力。若没有某种形式的“组织与管理”，社会活动会被摩擦成本、冲突与协调失败所吞噬。
- 集体活动天然产生沟通成本。我强调：“只要人需要组织与管理，开展社会活动，就需要人与人的沟通与协作；集体活动必然存在沟通成本；管理本身是对沟通与协作的机制性回应。”换言之，管理不是某个统治阶级心血来潮的发明，而是在集体行动中被“逼出来”的制度性回应。
- 有序必有代价，不存在“纯粹自由的无代价秩序”。一旦承认“要开会、要分工、要协作”，就等于承认某种形式的“约束、规范、规则”，也就是承认某种层面的“管理”。
这套论证是从“人类社会作为系统”出发，而不是从某一具体社会形态出发，因此，我不断提醒对方：“我不是只谈资本主义，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谈组织与管理的必然性。”
四、效率、流水线与“客观性”的争论
对话中有一段关于“流水线”和“效率”的小争执，其实也与“组织的必然性”有关。
我认为：不考虑政治经济关系的前提下，我们要看到，流水线模式是工序分解的产物，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无论未来是否是资本主义，人类只要还从事大规模生产，就必然面对“专业化 vs 通才”“手工作坊 vs 大生产”的效率差异。
对谈人则强调：效率并非完全客观，而是被特定价值体系与统计口径塑造；资本主义只统计可见的利润，不会统计人的精神压抑、异化、劳损等“成本”。
如果仍站在“必然性”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否认效率指标可以被意识形态化；但我坚持：无论如何定义效率，总存在某种“资源-时间-产出”的现实约束，而组织与管理就是人类对这些约束的集体应答。
也就是说，效率如何被评价、哪些代价被记入，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否需要某种组织形式来处理分工与协作”则是系统结构问题。
五、必然性与可变性：我们分歧的真正位置
如果把对话抽象一下，其实我们谈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必然性”：
- 我强调的是：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存在集体活动，就有组织，就有分工，就有沟通成本，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管理机制”（不一定叫这个名字，也不一定是金字塔科层）。所以，“组织与管理”作为功能与机制是结构性必然。
- 对谈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 “管理学”学科、“企业管理制度”、“官僚—科层制” 并非人类历史的终极形式；“管理”一词在当下语境中，往往指向带阶级属性的统治关系、被动服从、工具化的人；因此，他希望在未来社会中，“管理”这一政治经济含义被“废除”或“消解”，由更平等、自组织、无阶级压迫的形式所取代。
如果从“组织与管理的必然性”视角来做一个综合，两个方面：
- 可以否定的是：现存资本主义管理体制、管理学话语中的某些“自然化”与“中立性伪装”；可以批判它如何把阶级统治伪装成“技术问题”，把剥削压制包装成“效率提升”。
- 难以否定的是：只要人类还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大量个体行动，就不可能完全摆脱某种形式的“组织与管理”。即便叫“委员会”“公社”“自治体”，即便实行高度民主参与与轮换制，即便消解了固定的统治阶层，它仍然在做“分工协调、规则设定、资源调配、冲突仲裁”的工作，也就是在承担“管理功能”。
六、小结：如何在批判中承认其必然性？
如果给这段对话一个凝缩性的结论，可以是：组织与管理作为“人类对抗无序、承担沟通成本的机制性回应”，具有跨制度的结构性必然性；但管理的具体制度形态、权力结构与价值体系，则完全可以也是必须接受历史性的批判与改造。
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是压迫性的，就否定“组织与管理”本身的存在必要；也不能因为组织与管理在功能上是必需的，就把当下的一切科层制与管理学自然化为“客观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一大段争论，其实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做了两次切割：
- “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组织与管理？”从系统哲学角度看：是的，必然需要。
-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一整套管理制度与话语，是否唯一、自然且不可替代？”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不是，它只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历史形态，完全可以被重新设计、重新命名、重新分配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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