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朋友对我的访谈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LUUwqbE-9hfmSqs3kMWQ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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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的广州，暑气未消。越秀区某青年空间内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活动。分享会内容涵盖了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十余年的演变历程，以及主讲人在实际运营中观察到的组织治理困境。而这位能系统梳理经验、分析问题的主讲人，将在活动结束后辞去现任运营职务，悄然“跑路”。

人们叫他松易涅。工薪阶层出身，二十来岁，中等个头，留着一头盖过耳廓的长发，说话时不紧不慢，偶尔停顿一两秒，声音不大却条理清晰，透着一股严肃的“高知”气质。深度参与本地青年空间事务（“青年空间”，即青年自发组织、运营，旨在对抗关系原子化与市场压力并探索另类生活与公共交往的具体替代性社区。源于1960s美国民权运动中出现的“嬉皮士公社”，并在“六八风暴”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后成为全球生活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之前，他在一所外资国际学校做后勤技术工作，月薪税前接近七千元。虽然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但毕竟是份收入稳定、令人满意的“好工作”。可没过多久，他和一位比他晚入职的同事便在同一天被裁。

“这份工作与我的职业兴趣并不契合，离开更像是一次短暂而深刻的体验。”谈起此事，他甚至带着一种观察者般的抽离感——其毕业之前，大学生难就业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从容并不能抵消焦虑。被辞退后，他陷入一种“三不知”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真正可以做到什么——这是当前许多大学生共同的困境，即理想工作、可接受范围内的工作与市场上实际提供的工作之间存在错配。松易涅从未停止投出简历，遭遇的却多是虚假招聘、已读不回或送达未读。时间一长，找不到合适工作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过去一年多，他依靠辞退补偿金和存款生活，偶尔需要向家里开口。他反思自己曾因觉得工作稳定而超前消费，购置多项电子产品，结果在遭遇裁员时财务状况极其脆弱。并将此概括为年轻人普遍面对的课题：“如何在未来的预期收入和当下的现实需求、个人欲望之间取得平衡。”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失业青年”。毕业没几年的他，更愿意把现在定位为“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

松易涅接触青年空间并非偶然。大三时，他便参与了某国际书库的中文志愿者团队，并由此了解到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此之前，其生活局限于家庭与学校，对校园之外世界的理解几乎一片空白。“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接触校外社会的方式无非几种，‘吃喝玩乐’和‘实习找工作’，了解十分贫瘠。”他说。

在数场青年空间活动中，松易涅感受到陌生人因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自然聚拢、展开交流的可能。这也让他意识到，公共空间从来不仅是满足物质需求的场域，更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一种不带有功利目的的联结。与职场和学校中被动的、完成任务式的关系不同，这种联结是主动的，基于共同价值与探索。从此，他开始频繁参加活动，逐渐熟悉空间与人群中的种种事物，慢慢以社群一员的身份思考公共生活。

在社会主流评判标准下，失业与找不到工作几乎意味着“没用”与“失败”。但在青年空间，人们不以这些身份标签评判他人，一切特质都可能转化为联结的契机。当意见被采纳、被认可，当有人开始找他出谋划策，松易涅找到了自己“不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的证据。

在成为运营后，他秉持“服务型”“赋能型”的角色定位，尽量让每个人都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应该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否则空间就会陷入‘公地悲剧’，资源消耗殆尽，难以为继。”他总结道。这一理念来自于松易涅对青年空间的理想想象：它不应只是缓冲现实压力的“避风港”，更应可持续地激发个体，尤其是弱势者的潜能，以“探索人类未来的更多可能性”——立足当下，回望历史，思考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不是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秩序的既定安排。

也正是在青年空间里，松易涅开始思考“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可以成为怎样的人”，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社会给出的定义与归类。“青年空间提供了类似‘woke up’（觉醒）的文化契机，”他说，“让人重新看见自己。”如今，这位年轻人仍然没有工作，仍然在投简历。但他已不是当初那个被“失业”标签所定义的青年了。

以下是与松易涅的对话：

LEP浮游光斑：先聊聊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吧。能具体说说现在每天是怎么过的吗？在进入现有状态之前，您曾从事怎么样的工作？您又怎样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

松易涅：由于我现在没有工作，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日常生活大概分成几块：有一部分时间看视频，当作娱乐消遣；有一部分时间在线上跟朋友聊天，获取信息、讨论一些生活化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时间，我会借助AI工具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社会问题或理论问题的独立研究。遇到感兴趣的本地活动也会报名参加，没有特别想做什么的时候，就出去散散步、骑一骑自行车。当然，还有继续找工作。

我是想找工作的，但我已经毕业有些日子了，工作经验也不多。现在找社招岗位不像刚毕业时那么容易。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是：要么招聘信息本身就是虚假的，要么简历发过去显示“送达”但对方根本不读，要么读了也不回复。对我来说，这种状态更多是一种“被迫的顺应”。如果有一份可以接受的工作、对方也愿意要我，那我肯定会去的。并不是我主动想把自己置于这种状态里。我的困境与许多大学生一样，这是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不是我想解决就能解决的，它短期内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摩擦，很难避免，也很难消解。

我之前在广州一所外资国际学校工作，岗位是后勤技术人员，主要协助处理音视频设备和软件相关的技术问题。这份工作其实挺稳定的，学校是一个长期机构，完全可以一直做下去。我们部门里有老前辈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十几年了。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且收入是固定工资，没有绩效，税前工资接近七千。综合薪资待遇和员工福利，它确实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当时上级领导也跟我说过，希望培养这个岗位上的人后期能承担更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建筑与室内工程相关的事宜，发展方向还是比较多元的。不过因为我被辞退了，所以也没法知道后面真正的发展会是什么样。不单是我被辞退了，我另一位同事——她顶替前一位同事进来的，比我还晚入职——我们俩在同一天被炒了。我们事后复盘，觉得学校那边可能是不想留太多人，选择优化掉一部分。

另外，我主观上也觉得那份工作跟我的职业发展路径不太匹配，个人的兴趣确实不在这方面。所以离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短暂而深刻的体验。

从被辞到现在，我没有收入，没有兼职，没有打零工。被辞退之后，就靠辞退补偿金和之前的存款过活。等现金用完了，就得靠家里救济，或者跟朋友借钱。说到这个，我也想提一个我自己经历过、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当你觉得一份工作看起来稳定、收入也还可以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超前消费？我当时就是觉得工作稳定，就买了电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结果刚消费完就被裁员了。有些人可能会消费更贵的东西——潮玩、奢侈品、甚至车和房，一旦收入来源断了，就更容易陷入消费金融的债务困境。如何在未来的预期收入、当下的现实需求和个人欲望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是每个年轻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LEP浮游光斑：当下的生活状态最让您享受的是什么？最让您感到孤独或不安的又是什么？您的家人、朋友如何理解您现在的状态？

松易涅：最大的享受便是时间完全由自己自由支配。我可以把精力投入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研究一个学科课题、一个社会现象，试着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或行动建议。时间怎么安排都可以，非常灵活。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工作情境下的目标或绩效，也不用达到什么明确可核验的成果，这种感觉确实很惬意。但这种惬意也有它的背面。因为没有考核标准、没有检验的准绳，你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水平，得不到外界反馈，更多只是自顾自地在玩。我不希望仅仅是自娱自乐，希望自己能真正进入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说到不安的地方，主要还是没有收入。住在家里，时不时就会听到家人说：你怎么还不找工作、怎么一直花家里的钱、你是不是没用、是不是废柴？他们会用老一辈的视角来评判我现在的状态。但其实不是我不想工作，有合适的工作我也愿意去做。只是市面上很多岗位确实跟我的意识、能力和追求存在错配。如果入职了那些“不怎么样的工作”，我又会担心：时间被占满了，却又学不到什么东西，最后反而被困在里面、路越走越窄。可如果不去，又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能不能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就这样一直在找、却始终不愿将就，两头悬着，进退都不是。

家里人多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就业可能不那么容易，所以短期内还是能理解的。他们大概能接受我一两年内没有稳定工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彻底，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我为什么会处在现在这个状态。只是知道很多年轻人毕业就失业、被裁员，而对于我在个人追求上的考量、在工作搜寻和匹配上的权衡，他们更多的想法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先找一份工作再说。你谈那些东西，还不如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来得实在。当然，这跟我自己也有关系——我和家人其实没有太多深入地聊过这些，只是简单解释说现在大学生就业没那么容易。

朋友这边，大家都是青年人，普遍比较理解。许多朋友自己也在经历找工作的过程，或者干了一阵觉得不合适、被裁员或主动离职，这些情况大家都体会过。但再往中年走，就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年轻人就是眼高手低，然后用他们认为“应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你。

LEP浮游光斑：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第一次了解到青年空间在本土的存在？有没有某个时刻，您特别想要一个“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场所，而是一个让您感到归属的场域？

松易涅：在大三下学期。当时我在参加某国际书库的中文志愿者团队，负责人打算与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进行一些合作。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青年空间”这个概念，并抱着好奇心主动搜索，发现他们办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且主要面向青年人。于是我就去参加了一次，想亲眼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在此之前，我长期被困在家庭和学校的环境里，确实没有接触过这些。对我来说那是全新的领域，你不知道除了校门以内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以去做。说实话，许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要么跟朋友出去吃喝玩乐，要么去实习、找工作，这几乎是仅有的接触校外的方式。除此之外选择很贫瘠。

所以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会有人因为对某个话题或行动感兴趣而聚在一起，大家彼此陌生，却能自然而然地聊起来、逐渐熟悉，不会觉得突兀。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公共空间除了满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之外，还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我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更多只是功能性的存在：卧室休息、卫生间洗漱、厨房做饭、客厅接待朋友或自己待着。学校也是一样，教室上课、图书馆看书备考、宿舍打游戏休息。这些空间强调的是物质层面的功能、以及你需要去完成的社会功能，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想在这里接触更多具体的人，想在这里表达自己、展示自己。青年空间让我感受到一种主动的联结，不是为了完成某个目标、或者被动地去实现别人安排好的事情。我第一次在家庭、学校、以及职场之外，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

LEP浮游光斑：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自己的身份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有没有某个人、一本书、一次对话或一场活动，让你真实地感受到空间对你的赋能作用？

松易涅：其实可以追溯到我在大学之前形成的一套与社会互动的思维框架和方式。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线上社区或社群的公共事务——我是《我的世界》玩家，有过作为创作者去参与服务器的策划和社群运营的构想。我也混迹过创作工作室，观察着微观组织中的人与行为，看到了不成熟的人与不成熟的集体搞“办公室政治”。这些经历让我在参与社群和社区的公共事务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基本能力。我越来越觉得密切关注和紧密参与公共事务——也就是“置身事内”——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去年有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某青年空间发生了一起性骚扰事件，但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于是社群运营者在内部做了一个半公开的招募，希望大家来听一听情况，也让涉及的当事人互相聊聊这件事。我当时去参加了。于是便开始想，如果社群发生性骚扰，换作是我，我会怎么看待？怎么处理？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评判？这个时候，我的视角就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了——我不再看“他们”怎么解决，而是想“我们”应该怎么解决。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用“我们”的身份去说话了，甚至会帮社群运营者去做意义上的叙述。

在主流社会标准中，我常被“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挣钱”、“有没有用”这些标准定义，否则就是失败。但其实“失业青年”这一标签，客观来讲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工作状态，并不代表你整个人就失能了。不是说你没有用或失去行动能力了。只是在工作意义上不如意而已。青年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功利性的场域，人们不会以这些标签来评判你，更多的聚焦你是否真诚待人、是否保持开放性的理解场域、不随意评判他人？是否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集体？即使你发表的是少数意见，也会被认真倾听、得到反馈——而在职场里，这种意见可能会被认为在反对领导、不利于同事发展，从而被否定。

所以对我来说，更多的赋能来自于人，而不是活动本身。活动本身让我感觉被赋能的时刻其实不算多。如果借用“什么时候感觉到被鼓励（encouraged），什么时候感觉到被打击（discouraged）”这个说法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被鼓励到的时刻，是当我作为空间运营者，身处我的小团队里，能感受到大家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我，或者说大家一起想把事情做好，想把社群和空间往更好的方向推进，而不是说“这件事由你负责主导，我们不怎么关心”。在参与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大家已经跳出了那种功利意义上的逻辑——不再是“我帮你，是因为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是转变为“我们为了共同的理念和愿景一起做事，我们就应当相互支持”。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聊聊，你可以引导我、帮我舒缓一下；你也可以讲讲你的境遇和遭遇，我听你讲，给你提供一些意见，也给你一些心理上的抚慰。在我身处失业状态的时候，这个场域中的大家不以我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来评判你，而是更关注我具体的困扰和人生境遇，共情我。

在这里我也可以展示那些主流的狭窄要求之外的东西。我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对兴趣爱好的学习与精进…当大家开始把我当成一个能出谋划策的人来请教时，我感受到了被认可。这种认可让我感觉到，我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这些都成为我对抗“不确定”的锚点，是从“被定义者”到“定义者”的转变。我不再接受社会告诉你“你只能做什么、只配拥有什么”，而是自己决定自己是怎样的人、可以做到怎样的事。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在青年空间的实践中慢慢发生的。就像美国“woke up（觉醒）”文化一样——在国内，青年空间同样提供了这样一种觉醒的契机，让你去重新审视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并由此打开更广泛也更具反思性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无论你目前的状态如何，失业或是传统上班族……这种可能性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

LEP浮游光斑：作为空间运营者，您对理想的青年空间以及社群的想象是怎么样的？您如何看待青年空间于公共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困境。

松易涅：理想的青年空间应当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权威、权力都保持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来处理和看待它。需要有这样一种集体意识：权力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被摆到台面上来讨论、来正视，然后才能据此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去避免权力或权威的渗透导致公共空间发生异化，最终又重新沦为一种隐蔽的权力支配结构。

我对“家长制”的氛围有着持续的反思。比如我父亲总是跟我说，做某件事应该怎么做。但我不想完全照做，我凭什么一定要按他的方法去做？我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可以试错。所以我不想以类似家长的身份去主导一个社群或空间的运营。正因如此，我认为空间运营者最好是“服务型”、“赋能型”的角色。此外，空间应有较为完备的争议解决机制，能够弥合分歧、保证边缘人群的声音、促进共识，而不是单纯放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并有着较为明确且切实可行的定位与愿景。

一些有组织依托、有文化资本的空间运营者，很大程度上——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所谓的“行业内人士”——他们做的其实是商业空间，是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在运营的。也就是把“空间运营”这件事当作一份事业来做，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工作。他们通过开展社交活动、职场接触来拓客，有行业内同行或行业外商务洽谈的资源，而其中很多人可能是中产阶级。也有一些公益性质空间的运营者，可能是高校或科研机构里的学者，他们更多想借助这种在地的行动，去做成一些在高校围墙内做不到的事情。而我作为一个没什么资源、没什么人脉、也欠缺那么多专业技能和运营视角的人，我更多想的是：能不能发动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空间做好？这是一种更草根的视角，更基层、更平民化。不是说我作为专业人士去主导，来安排角色、安排任务，被整合到框架和系统里。我更强调的是：我们参与的每一个人，能不能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起把事情做好。

很多空间里大家更多是以消费者的心态参与其中，享受服务。但我的视角是：大家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如果大多数人都在消费，那么空间的公共性是无法持续的，这会关联到“公地悲剧”——大家都享受资源的福利和红利，却不去维护、不去补充，公共资源很快就消耗掉了。反映到具体的空间上就是：我们没有资金了，要倒闭了；或者主理人、运营团队感到耗竭于是选择关停、解散；又或者是转向商业化主导。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差别只在于能否被意识到、能否被摆到台面上讨论和行动。青年空间本身有着左翼色彩的历史渊源，本质上是为弱势者提供一个庇护性或支持性的平台，从而践行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自治价值。理想的青年空间应当继承这一意志。坦诚说，即使是我身为运营时也更多是以主流视角——有固定居所、顺直、健全人的视角去做事，没有特别为多元性别群体、无障碍需求者或流动人群考虑具体制度安排。但围绕边缘人群的支持性机制在部分青年空间中是存在的，以社群内部的权力结构作为保障在推行。

平衡公共性与商业性是本土青年空间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在创立之初尝试以低门槛的开放姿态运营，依赖低客价的活动报名费作为主要收入，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这就迫使你必须通过其他业务来拓展收入，这就是“以商养公”。但怎么把握这个度？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是安排场次比例或者设定收入目标。制度层面可以设立商业和社区两个团队，通过协商机制来兼顾两者。关键在于谁作为主导、会不会出现本末倒置。

LEP浮游光斑：回望您加入与运营青年空间的经历，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有没有想过这会对您未来的生活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松易涅：首先，我觉得最根本的转变是——从一个旁观者或思考者的姿态，转变为实践者、行动者的姿态。在校园里，作为学生，你享有家庭、教育机构乃至社会层面的善意支持。你可以对社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无论它是建设性的还是批评性的。但当你走出社会，真正接触到那些微观而具体的事情时，现实就会把你从那种单纯的旁观、反思的姿态中拉下来——你必须回到现实中去想：这件事怎么处理？你怎样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理念落地？

第二个转变。我意识到，我不能只是自己在思考、自己给出一份意见，然后自己看看就算了。你的意见不能只是自娱自乐的——它需要被摆在台面上，放在阳光之下，让大家了解，也必然要接受质疑、接受批评、接受辩驳，甚至可能要面对一些带有恶意或不友善的回应。这其实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说、不表达，但如果你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实践者、一个行动者，那你就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放到公共场域里去讨论。至于能不能说服别人，那是另一回事。这个过程会锻炼你表达和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特别是当你需要去促进某种公共意见、达成多数共识或集体方案的时候，它会让你变得更加从容。

第三点，对别人的意见更加关注，对他人具身体验的更多了解，以及对他人真实主体性的关切。有些人看似尊重他人，实则自大、自负、自傲，把自己的标准视作世界运转的中心。但当你真正置身于一个集体当中，你就不得不考虑他人的存在。由此，你会逐渐形成一种多维度的自觉：第一，学会倾听——去理解他人的想法、思路和动机，认真考量他们赞成、反对或保留的缘由，评估意见的合理性与方案的可行性；第二，学会表达——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讨论，既提供建设性意见，也恰到好处地指出问题所在，给出适当的批评；第三，学会沟通——如何组织语言，以对方能够接受和听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你的意图，避免模糊与歧义；第四，学会共情——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色视角和人生路径上去理解他们的选择，而非以己度人；第五，学会联结——促进交互，保持开放的理解场域，为他人提供支持，不仅是作为共事的同伴，也在日常相处中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最后，不要看到事物的表面就去顺从，还要去做反思性的思考与批判——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这个做法对不对？它是否正当、是否合理？是不是某个相反的意见才是对的、才是合理的、才是更应该被选择的路径？比如我们常听到“唐氏”被当成调侃的标签，说“唐完了”。但唐氏综合征本身是一个遗憾的事情——那些人不幸患上了这样的疾病，却被拿来当作笑料和调侃的资本。这些都需要带有一种伦理性的反思去审视。

LEP浮游光斑：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定义青年空间对于你个人的意义，你会怎么说？

松易涅：我想化用某分布式青年空间网络的理念——“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而我想说的是，探索人类未来的更多可能性。我们立足于当下，也回望历史，结合我们自身的具身体验，去思考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不是被动地、被迫地接受资本主义秩序既定的安排，沿着一条惯性的路径走下去。

不要放弃对未来的想象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