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明子本月2号发言：“都特么要做切格瓦拉，谁来做卡斯特罗？”

有人评论道：「格瓦拉的浪漫在于用生命拒绝庸常，而卡斯特罗的伟大在于在废墟上缔造日常。当人们高呼“做格瓦拉”时，本质是逃避治理的复杂性；但若没有卡斯特罗式的建设者，革命终将沦为烟花式的自我感动。历史真相是：格瓦拉离世后，卡斯特罗守护古巴半世纪，在封锁中建成拉美最高医疗水平——这才是对理想最沉重的忠诚。」

提这些事，因为我今晚和O哥聊事情，联想到最近的思考。

之前在失地空间活动认识了一位马哲研究生，她叫小Y。聊天中，她告诉——也是建议——我，做“革命者”之前，先尝试做“建设者”。后来我想了很久。是的，我必须承认她的话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亦是现实主义的提点。前者本质上是破旧立新的尝试，既然有“破旧”，便伴随对现行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破坏，其次才是进行改造，“立新”。

左翼进步人士，不仅要为社会带来希望，还要提供可实践的方案，否则就是纯粹的破坏了。单纯的破坏，现在的极端恶性事件也是破坏，然而此类无意识的、个体式、散点式行动完全不可能撼动社会秩序，遑论变革和建立新世界。有效改造只可能由有组织的集体实现，而改造的深度和广度，一定程度上依据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而定。组织能直接动员多少人、间接动员多少人，都需要考虑进去。喊口号不会自动地动员起人，口号背后紧随着组织的人员的实践，并由实践带来社会影响力和动员能力。

回望历史，毛泽东和中共的条件比列宁和苏共要好的就在于，他们经过十几二十多年的组织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的培养，有自己的人才团队和合理的梯队建设。相反，十月革命的偶然性胜利使得苏共面临“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的紧迫且严峻的挑战。

假设预期果真发生了，也是需要接管公家单位并继续管理社会，重建新秩序。问题在于，大规模替换为自己人，还是大规模延用旧官僚队伍？这就取决于组织规模和队伍建设的水平。上世纪的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复杂度尚不如现代，中共依然留用了大批前政权的政府职员和技术人员。社会复杂度远超过往的当下，我们相信谁？我们依靠谁？

人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来自实践和理论的结合。单纯的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完全缺乏组织动员能力。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幻想，仿佛勾勒出“美丽新世界”的蓝图，人们便自动、自觉地追随他们知识分子并沿着其设想的道路前进了。现实也毫不留情地打碎了幻想。

团队（组织）本质是吸纳和培养人，不一定是“人才”。简化分类为三类人，战略决策者，战术设计者，一线执行者。创设商业情境会很好理解。创业初期，老板同时兼任这三类人，既做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又做战术规划和任务分解，还要做最基本的执行工作，干脏活累活杂活。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初创团队规模小，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尚少、小。而随着企业越来越大，问题多了、复杂度提高了，老板不可能事事过问、事事兼顾，他更多去做战略决策了，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组织建设，战术层面甚至也很少过问，一线执行则更少了。原先战术、执行层面的任务交由他手下的人去完成。更具体的情境，还可参照军队的运作体系。

这样会有信息传递的层级性问题：经手处理和分析汇报信息的人越多，上位者得到的信息虽更全面，却将简化他们对具体问题的洞见。有的信息和问题甚至不会上报至上位者，上位者也无从知晓“他所不知道的不知道的问题”。人才队伍和梯队建设，就是要解决这种情况，即当组织规模不可避免地扩大后，组织如何确保自身的有序性；如何在面对和处理内外部问题时兼顾高效性和合理性；如何使得问题在最接近它的人的层面便被解决，减少对组织资源的浪费；如何保证组织存续的同时，依然沿着创始人的意志前进。

贯彻意志的不是死的文书、规章制度，而是活生生的人。如何吸纳和培养人，成为每位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