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个人能力”的误解

之前因参加Zlibrary的馆边谈话，读了《毫无意义的工作》，有所感触；结合我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驱使着我写下了这篇对“能力”与“地位”的思考。

过去的我坚信，培养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去解决那些“大问题”。然而，现实是——高学历背景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实践的平台，有机会接触并解决“大问题”，从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知识、技能、人脉与视野。而出身较为基层的人，往往一开始就难以接触到这些问题和机会，由此在全局视野与综合能力的养成上，与高学历人才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马太效应式鸿沟。

而当基层出身者渴望向上攀登，渴望获得解决“大问题”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赐予权”又往往掌握在他人手中——“机会”本身也是需要激烈竞争、择优录取的资源。于是，有些人仿佛注定无法触及“天庭的蟠桃”。

在主流叙事中，“能力”常被视为一种中性、可积累的个人属性。但从马克思主义和复杂科学的视角来看，能力并不脱离社会结构而孤立存在。它的形成、表现与再生产，始终嵌套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经营人数规模十人以内的手工作坊，和在千人的大工厂任总经理，以及作为麦当劳、可口可乐这类大型跨国公司的CEO，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不同规模、复杂度的问题，会对人的能力——不论是世界观抑或是方法论——构成不同程度的挑战。显然，像马云、马化腾两位商界代表，他们将阿里、腾讯两家曾经的创业公司带领走至如今的“Mega Corp”（大型企业），虽曾同为“CEO”的职务，他们二者的综合能力也存在差异，但绝非长期位于小微企业的CEO所能比拟的。这是问题、信息在规模和复杂度上所带来的差异。

具体而言，个体所面对的问题、所能接触与处理的信息，以及其在社会网络中所拥有的资源联结（即“人脉”），并非偶然的结果，而是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产物。在任何存在劳动分工与层级区隔的组织形态中，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能力分化的机制，并参与阶级、阶层结构的再生产过程。

一、问题的分配：从任务到权力的隐秘转化

“问题”，并非简单的认知挑战或技术难题，而是现实劳动分工下，被制度化和结构化的“任务”。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它本身难易，而是因为它在组织结构中被指定为某人必须应对的内容。

在现实中，底层劳动者面对的是操作性、重复性、局部性的问题，其解决办法通常已被上级预设，个体只是响应系统性设定的规则，充当系统设定的“执行器”。而处于结构上层的个体，则更多地被赋予系统性、抽象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处理系统性与前瞻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关涉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和未来的方向选择。他们不仅要“解决问题”，更有权设定问题的边界、优先级与正当性，决定哪些问题值得被投入资源、被写入计划，甚至被定义为“问题”。

这一权力的差异，正可以通过汽车制造业的分工结构加以说明：在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上，大多数工人所面对的是高度标准化的任务：焊接、安装、打磨、检测……这些操作程序已被编入工作手册，工人所面对的问题不过是如何“准确地重复”，而不是“是否可以改进”或“为何要如此设计”。他们的工作处在问题链的最末端，是被动的、服从性的。相比之下，工程师或产品开发人员的角色则完全不同。他们被赋予设计任务的权限：可以决定汽车的动力系统选型、车身材料组合、电子模块配置，甚至整车的造型与用户定位。这些人不仅面对更复杂、更抽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可以提出问题、创造问题、定义问题解决框架的位置。在他们的方案、图纸与代码中，未来的劳动被组织、预设、锁定，而流水线工人的问题处理空间也被随之界定。

下层只能被动“响应问题”，上层则有权“设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分配，实质上就是权力的空间表达：谁有权设定问题，谁就能组织他人的劳动；谁掌握问题的定义权，谁便掌握了工作的意义生产机制。

二、信息结构：认知能力如何被位置塑形

问题的解决以信息为基础。但信息绝非在组织内自由流动、人人均等享有的公共品。从底层到高层，信息呈现出从碎片到结构、从具象到抽象、从执行到判断的等级梯度。

以销售为例，一线员工面对的是具体问题，需要掌握的是与某个或若干个特定客户的具体信息，比如某个合同的具体条款和金额、对接负责人的工作习惯和交往偏好，但销售总监需要考虑的是与所有客户群体的整体业务关系，掌握的是抽象的信息，比如各类客户的成交转化率、生命周期价值、不同市场区域的销售趋势、客户满意度的变化趋势，以及销售团队的绩效分布结构等。这类信息不再聚焦于“谁在买什么”，而是回答“我们的客户整体是什么样的人群、在什么周期、以什么方式在购买、我们该如何优化整体资源配置以提升收入与客户粘性”。再往上，企业负责人关注的信息更加宏观，包括市场定位、品牌认知度、竞争格局、供应链风险、政策调整与经济周期等。这一层的信息不仅来源更广，而且更具不确定性和滞后性，需要更强的整合能力和推演能力。

总的来说，底层劳动者接触的是具体、局部、可替代的信息，他们被限制在操作层面，常围绕既定流程运转；而中高层则掌握着更宏观、抽象和关系性的系统信息，能够识别趋势、洞察结构并主导全局，拥有更大的认知广度与行动选择权。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流动并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伴随地位上升逐步完成从具体到抽象、从局部到整体、从即时响应到战略预判的维度迁移。

换言之，信息不仅是“知道的多寡”，更是知识的载体与能力的土壤。个体的成长，不止于技能的积累，而是一种感知结构、认知形式与决策模式的历史生成。人如何处理问题，取决于他能接触何种信息；而信息的结构分配，反过来决定了谁能形成怎样的问题意识与思维路径。

而社会上各类正式组织内部——包括军队、政党和企业——以职位和阶层为轴心的信息分布，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信息权”的再现。结构性地限制信息接触面，实质上限制了人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扩展空间。这种分布方式是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长期作用的结果，而正是在这种结构作用下，能力成为社会位置的产物——能力不是简单“被训练”出来的，而是“被位置生产”出来的。

三、他人的劳动为谁服务：信息劳动的等级化与地位的象征性特权

在任何一个官僚化或等级化的组织中，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大型企业，总有无数“小王”、“小张”、“小刘”式的劳动者，默默承担着信息的收集、筛选、整理与总结工作。他们作为秘书、助理、分析员或中层执行者，将原始、繁杂的现实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理解的“决策信息”，为上层权力者提供判断的基础。这种信息劳动，并非只是“技术性支持”，而是组织内部劳动分工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

信息，一如前述所强调的，在现代组织中早已不是均等获取的资源，而是一种结构性再分配的成果。处于高位的人，并不需要亲自涉入庞杂事务的第一线；他们只需在经过多重加工、过滤、组织之后的知识成果中“做出判断”，便可占据指挥与统筹的位置。而这些判断之所以可能，恰恰建立在大量无名劳动的基础上。这些“小王们”的努力与智慧并未显现在报告末尾的署名上，而是以“背景性劳动”的形式被系统性地隐匿。领导不必经历信息检索、不必跨越数据噪声，便可被动地享有一种“更高维度的理解能力”。

这种理解力，看似源于“能力”，实则是由组织结构赋予其地位的一种“认知权”。更进一步说，信息劳动的等级结构不仅在内容处理上体现出上层对下层的依赖，也在象征层面上构成了社会地位的可见差异。能让他人为自己准备信息、过滤现实、承担前置风险，本身就意味着处于一个资源集中与他人服务被制度化的结构中心。这是一种象征性特权，也是一种实际资源的分配特权。

可以说，能力不再只是个体努力的结果，它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位置的衍生产物。被推向核心地位的人，并非天然更聪明，而是因其所处结构位置，得以接触更关键的问题、调动更优质的信息，并依托他人的劳动建立起“看得更远”的判断优势。与此同时，那些“处理信息”的人，常常被困在低层次的信息循环中，虽具能力却缺路径，虽有经验却难以被信任。他们见得多、做得多，尽管经验丰富、承担大量事务，却不被视为“决策者”，甚至被视为“可替代的技术人力”，无法进入决策层。他们的发展路径被制度性壁垒所限制，几乎注定停留在执行层。

由此可见，信息的等级分配不仅是一种效率逻辑，更是一种权力逻辑。能够享有他人信息劳动的人，不只是时间上的节省者，还是认知权力的集中者。在这个意义上，“谁为谁做总结”，并非职能划分那么简单，而是资源与权力在组织内部的一种深层再生产机制。

四、人脉的政治性：关系中的权力与资源

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不论何种文明形态，皆是人情社会。这点或因体制、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别，但大同小异。社会资源的获取与调配，围绕人来展开和变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社会地位带来的资源外溢效应、现实的资源分配逻辑。举个不那么好的例子，在一家三口中，父亲若在政府任科员，每餐仅有三斤米饭可分；而当他升任局长，每餐便有五斤米、一斤蔬菜、半斤肉，全家境况随之改善。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待遇改变，更是其所能调配的资源总量的增长。资源围绕权力集中，受益者不仅是本人，更包括其家庭、朋友与社会关系网络。“人脉”也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分配中生成和固化的。

而所谓“人脉”，远非简单的交往或情商技巧，而是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流动网络，更是权力结构在社会网络中的投影。它连接的是资源、信息与机会——谁嵌入在关键问题之中，谁拥有掌握重要信息的中枢地位，就更容易成为权力中心，成为他人依附的节点。常讲“官商勾结”，“给领导送礼”，正是政府官员掌握了行政权力，又有人脉，能够利用其职权调配资源，与他人完成利益交换。这种情况下，人脉就是利益输送通道。

从社会存在的角度看待人脉的本质，其形成与巩固，并非出自单个人的自我奋斗或人与人的情感联系，而在于人与社会结构的联结位置，即他身处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性地位。因此，那些在社会中位于权力枢纽的个体，其人脉网络本身就是权力网络的延伸，是结构赋予其调度资源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结构性回路：问题、信息与人脉的循环再生产

问题、信息与人脉，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互相支撑、相互生成的结构性循环、自我强化机制：

• 能进入核心问题领域的人，往往更容易接触抽象性、高阶的信息；
• 能处理复杂信息的人，又更容易建立关键的人脉，更易进入资源密集、社会网络核心的人脉圈层；
• 拥有核心人脉的人，则更可能获得制定问题、调配资源的权力，同时能够锻炼自己的能力。

而那些长期被锁定在低层级事务与信息循环中的个体，则缺乏接触系统性问题的可能。即便个人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也很难突破结构性边界，难以锤炼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建立起突破性人脉网络。

这无疑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问题，构成了静默而顽固的能力再生产机制，不断强化原有的结构性优势与劣势——谁能定义问题、设定规则、安排劳动，谁就掌控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六、在结构之下：关于能力差异与社会地位的反思

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并非因为某些人更聪明或更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信息与问题的交汇点，而这一位置，正是由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阶层位置所决定的。

对能力的崇拜常常掩盖了其社会生成的本质。所谓“他能坐在那个位置，是因为更有能力”，往往恰恰反过来：是因为他坐在那个位置，才被允许面对更复杂的问题，接触更关键的信息，因而显得更有能力。当然，“做事能力”与“锻炼机会”之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多数时候，我们并非不具备这种能力，而是被排除在锻炼它的路径之外。陌生感制造了神秘，结构性剥夺造成了“能力”的假象。

信息权（即接触、筛选、分配和解释信息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物化的阶级结构，如上所述，它不仅决定了谁能看到什么，也决定了谁能理解什么、思考什么、参与什么。在这种意义上，知识差异并非意识形态上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分化的延伸。即便在一个形式上“开放”的组织中，只要问题的定义权、信息的筛选权与资源的配置权仍被少数人垄断，结构性不平等就不会被真正打破。

在这种结构下，鼓励个人“上进”、“努力”、“多承担责任”，虽不无积极意义，但却可能掩盖了更深层的社会现实：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锻炼”复杂能力，不是所有问题都向所有人开放。结构性封闭，让大量个体始终循环在低层次任务中，即使才智未被抹除，也难以突破。

如此的现实，是被意识形态自然化的结构性遮蔽：我们被教导去相信“能力是公平的”，却被系统地隔离在获取能力的路径之外。无法计数的人，一辈子停留在解决“小问题”、锻炼“小能力”的处境上，没有机会触及“大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大能力”。

结语：走向结构性改变的可能性

在阶级社会尚未消亡的历史条件下，问题、信息与人脉的结构性配置构成了能力形成的“制度性回路”。要打破这种回路，不能仅靠个体的意志或偶然的跃迁，真正的变革需要重新思考组织结构的开放性、信息权的民主化与权力关系的再分配。否则，无论资源如何名义上“平等流通”，能力分化和阶级再生产依然会在更隐蔽、更精细的机制中持续上演。

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三个层面的制度安排：

• 组织结构是否具有开放性，是否真正容许信息向下层充分流动？
• 信息机制是否保障了多样性与平等性，而非仅服务于上层逻辑？
• 社会关系网络是否能够脱离结构再生产的束缚，真正成为横向联结的力量？

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不再将能力视为特权的延伸，而重新将它理解为一种可以集体获得、制度保障、社会共享的解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