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的年龄、专业背景是什么？这些经历对您的政治立场有何影响？

22岁，国际经济与贸易。该专业主要学习西方经济学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进出口贸易实操等理论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必修课，但只涉及资本主义原理部分，不讲社会主义部分。而其余经济学课程的知识相当基础，介绍基础概念与典型案例，提供入门理解。这些基础理论知识并具有隐性假设（前置条件），无法合理且完整地解释现实社会的情况。追求精确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充满模糊性、复杂性的现实相碰撞，西方经济学只能落败。

进一步讲，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学派主要关注商品交换和商品价格的表面互动机制，并没有深入到劳动生产领域。一如马克思所言，他们用“利润”、“价格”、“市场”等概念（话语权）掩盖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夺取，商品的内在价值是“自动形成”的，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

二、你如何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你是否认同某种计划经济的形式？——或许不同于苏联的集中式计划经济——可以更好的促进人的解放及社会公平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分为国内国际两个场域进行分析，只单独分析一个场域都只能得到片面的认识。这两个场域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的，即一国（地区）无法只谈本国的经济，而不考虑本国与他国的经济联系及国际经济形势；又不能只强调国际经济形势之变化和利弊，而忽略本国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其交互甚至嵌入其中。

当然，国内国际两个场域也可细化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国内场域中，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四个分析维度：社会关系场域，主要关注劳资结构、阶级分化与社会分工；经济结构场域，涉及产业划分、资本形态以及数字经济逻辑；制度与治理场域，分析政策导向、所有制体系与福利机制的调控边界；空间地理场域，揭示区域、城乡与制度性边界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些场域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秩序下一国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基础结构。

国际场域同样可以从四个主要维度进行分析：全球权力等级结构决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跨国资本与劳动结构展示了资本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与金融网络进行剥削与积累；国际制度与治理体系规定了全球资本主义运作的规则边界；而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则通过信息、语言与价值观输出建构一种全球认同秩序。以上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当前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结构性基础。

以中国为例，我认为国内场域问题突出矛盾主要在于劳工势力与资本势力之间的显著不对等。在世界目前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方与劳工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定然是偏向资本方的，纵使劳工方有工会组织罢工和集体工资谈判，以及劳工在立法及司法上得到的优待。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立法层面上由国家包办替代，缺失劳工代表的参与和意见的总汇与反映，更在于当前中国的劳工组织呈现出一种“符号化”与“无害化”的趋势，使得工会日益退化为一种“吉祥物”式的存在——以象征性姿态代表劳工，却丧失实质性行动能力。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内部工会为代表的体制性组织，已在制度上被系统性地改造为一种挤压、取代独立劳工代表性力量的替代机制，其核心功能不再是代表和争取劳工利益，而是维系行政秩序与象征合法性。此外，政府对各类劳工NGO长期保持警惕，并通过监控、渗透与打压等手段加以系统性遏制，实际上切断了官方工会体系之外独立劳工组织形成的可能性。这使得民间劳工力量在制度性压缩中逐步失去了组织化的空间，也意味着劳工在体制外实现集体动员与权利主张的路径几近封闭。

无论是法律认可的工会组织，还是民间自发形成或由境外势力组织与指导的劳工NGO，中国的劳工组织在制度上均被系统性地去政治化，其参与和组织劳资对抗的能力被有效剥夺。其直接后果是，中国无产阶级丧失了对抗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基础。在这一背景下，零散的、个体化的法律维权行动虽具形式上的合法性，却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而资本方则往往借助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机制与价格调节逻辑，在缺乏集体议价约束的条件下默契地压低整体工资水平，由此促成了中国一种典型的“低工资—低物价”型工业化路径。

这种结果宏观上表现为劳工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同步、劳工工作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强迫、无偿加班，超长工时，不重视生产安全等），进而导致劳工消费能力与产业生产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呈现出产能过剩的经济困境——毕竟任何消费都是需要支付货币和花费时间与精力进行的。这推动着中国政府及企业向外扩张他们的消费市场，比如借助“一带一路”、“亚投行”、“南南合作”，深化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绑定关系，以低息（无息）贷款换取自然资源的低价进口与开采承包权，捆绑出口工业品，租借重要设施，并以此进一步扩张其国际影响力与工业产品消费市场。这是所谓“中帝论”的一个表现。

而由于对中国的外部条件（即国际场域）缺乏了解，便不再过多讨论。
从中国这个例子出发，可以认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修正（改良）其现行制度，以延续其统治秩序。由于不可能涉及所有制和分配制的根本性变革，它们只能做表面功夫。而中国是目前做的相对较好的，国内生产生活秩序相对稳定、统治秩序相对稳固的罢了。由中国驱动的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仍在发展，并未见顶。

在我浅薄的知识理性看来——如果我们要谈论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它仍是一种“未来式”。当现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能自动维系其存在时，计划经济——哪怕是一个企业、一个区、一个市——的尝试便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要维持自身的存在，不可避免要与外界发生关系，获得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以维持低熵下的有序性（稳态）；而在当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很可能会被国际资产阶级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封锁，如同以往的苏联和美国的对立。这要求实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规模必然要相当庞大，它能够从内部获得其所需的人、财、物，以可持续性地发展。否则，它必然与外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关系，以进口其缺乏的资源和产品。所以，计划经济或将在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再度爆发，建立大量的新政权后，再度发生和成长。

我们不能期望计划经济能自动实现“更好地促进人的解放及社会公平”，这是一种政治幻想。当我们谈及“解放”时，默认计划经济是一种褒义的、正向积极的社会道路，将实现种种美好的社会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然而，一种经济体制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公平，甚至不能自动导向“人的解放”。社会的正常运行不仅依赖经济制度的安排，更有赖于与之相协调的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亦是如此：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必须嵌入到一定的政治体制中，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结构共同运作。社会主义可以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同样可以；但若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实施，我们很难期待它实现公平正义或人的解放。只有当计划经济与一种相应的、以公共利益和民主参与为导向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并与其它社会制度和政策形成有效运行的社会系统，它才有可能成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有效机制。

目前看来，如果要实现某种有益的计划经济，它将会与区块链、加密货币、人工智能、数字化民主、全民监督等事物共存共生。

三、你平时有阅读、撰写文章乃至于做研究的兴趣与习惯吗？你未来的生活规划是否支持你继续这样的爱好与追求。

平时有阅读、撰写文章乃至于做研究的兴趣与习惯。我和不少朋友交流这些阅读心得和兴趣研究上的事情。未来的生活规划中，它们将是业余的主要事务之一。

四、您是否将未来职业发展与社会或政治理想联系起来？如果是，您希望在哪些领域做出贡献？

暂时没有相关计划，或者说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许多职业身份都是政治上与公共生活上的“性无能”，而有能力的职业身份却常常缺乏推动社会变革的或能力，或势力，或意愿。

纯粹的学者虽然具有理论深度，却常常在现实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缺乏影响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实际路径。政府体制内的公务员虽然掌握行政权力，却可能因制度惯性与意识形态约束而难以形成超越性思考。商人则往往受限于市场逻辑和既有制度框架，缺乏政治实践的独立性与广泛号召力。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或舆论意见领袖虽能引发思潮和公共讨论，但缺乏真正进入政治博弈的资源、经验与权力资本。民间组织者和行动者虽拥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却在制度限制下难以形成稳定的组织能力与持续的制度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