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借了我一本书，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自传《命运》。才发现文在寅是天主教信徒，也曾是一位人权律师。

「在我的人生中，卢武铉是什么？我不清楚。反正他对我的生活改变很大。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的生活肯定跟现在大不相同。从这一点上来看，一切都是命运。」

「其实“人权律师”这个名称并不确切，因为所有律师的基本使命都是维护人权。《律师法》也是这样阐述的。但是在独裁政权的刀光剑影之下，想维护人权并不容易。实在没办法了才有少数律师站出来承担这项任务，于是才有了“人权律师”这个特别的称号。什么时候这个特别称号消失了，那才是人们所向往的世界。不管名称是什么，我确实从劳动、时局案件中找到了我的人生价值。因为当蒙冤的人渴求律师助其一臂之力时，我能够担负起这个使命。而且在那个年代，做人权辩护活动本身就是对独裁的抵抗，就是律师所能够从事的民主化运动。我想告诉年轻的律师们，“做律师，为的就是这个感觉”。」

文在寅自传里写他自己为老友卢武铉办丧事，搞治丧，看着字里行间自然流淌的情感，突然对这些事情有了实感。

早前觉得丧事、葬礼等身后事，很做作，是给活人看的，不是为死人办的。大家把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都浪费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对于我们存在着的宇宙而言，生生死死，尘归尘土归土，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何必呢？按照纯粹理性的逻辑思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更何况并非所有人都关心你的死活，只不过活在江湖，要点脸面，做个样子。

抱着如此念头，我偶尔设想家人离世而需由我负责料理后事的情形：我爸死了，我爷会料理后事。我爷死了，我爸会料理后事。都死了，那我料理后事。我不想为他们举办纪念仪式，他们死去了便死去了，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就可以了。浪费生者的资源并不是死者应有的期望与贡献。不设灵堂，不设追悼会，不举行葬礼，仅仅和大家知会一声足够了。人到中年往后，死亡便不足为奇。

问题在于，我能想到种种，看得开、豁达，丧礼对我而言意义不大或者毫无价值，然而，对于认识逝者的许多人物而言并非如此。坦白说，大部分人依然需要一种形式的、规范的、临场的、符号的仪式，来承载对他人的情绪、情感与记忆以及围绕他者为中心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种种参与式活动来实现社会关系的确认、深化、解离、交换。这不局限于死亡及其伴随而来的丧礼活动。

也就是说，假设我并不在意社会的看法，我完全可以不办丧礼。反之，如果看重逝者生前的社会关系对自己的影响，则可能有必要去做了。更进一步讲，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律令以及规训，同样敦促着履行“料理后事”的“义务”。

一个人的死亡并非他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事。死亡并非终点，遗忘才是。